毛澤東譏笑蔣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戰勝利，勝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勝利的果實，“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參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070、1074、1075頁）問題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樹上所結的桃子，一家獨摘，不許旁人插手。
蔣介石自武漢遷都重慶後，已經抗戰不力，把力氣用在對內，想鏟除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地方勢力，以達成一黨專政、特務統治、保甲製度三位一體的個人獨裁政治。珍珠港事變後，知道美國人遲早會打敗日本，蔣氏心思更加對內不對外了，老早就準備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這種心思最具體的表現，可見之於1943年3月出版，由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此書借提倡民族主義來美化傳統文化，進而反對“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其本質仍然是想搶道統，以強化其政統。道統是中國聖道繼承的係統，它的製式說法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統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後，唐朝的韓愈更大加發展此一理論。他寫《原道》，說道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字裏行間，儼然以道統自任。韓愈的道統理論，到了宋朝朱熹時候，又有了進一步的闡揚，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裏說：“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在這裏，朱熹顯然言遠旨近，也有在道統上插一腳的用意了。南宋的葉適雖然拆穿了朱熹他們對道統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統，還是一脈相傳下來，不但相傳下來，並且被治統中的政治人物給“仙人偷桃”過去，因為政治人物發現道統是個好東西，正可符合統治者的要求。符合統治者要求的道統，可分人（聖賢）的方麵和書（經典）的方麵。清朝統治者康熙皇帝說得最清楚坦白：
朕維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之道統，即萬世之治統所係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東華錄》康熙十六年記康熙“親製”《日講四書解義序》）
康熙皇帝說出道統就是治統之“所係”，是真正為道統做了大竊案，正說明統治者為什麼要搶道統了。
蔣介石對道統一項，自然不會放過，於是輕易地把“領袖的革命事功”，說是“繼承了國父的革命遺誌，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隨國父之後，嬗接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見王升《領袖與國家》第六章），其實孫中山根本沒有說過他的思想是承繼中國道統的。（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六集》，第82—94頁）蔣介石不過是利用孫中山、利用道統以遂其政治目的罷了。但共產黨不放過他，陳伯達等人寫了一本小冊子《評〈中國之命運〉》，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於1945年出版，劈頭就問：“為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挖苦國民黨之無人，打開了宣傳戰。
蔣介石既然是上繼堯、舜、文、武，直到孫中山的道統，還有誰有資格和他爭政統嗎？他固然容不了陝北的共產黨，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勢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個人的大一統與清一色。抗戰甫勝利，雲南的龍雲就被他吃掉，變成“失雲龍”，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