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易勞逸（LlyodE.Eastman）於1984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毀滅的種子——二戰以及戰後的國民黨中國》（The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中譯本改稱《蔣介石與蔣經國——毀滅的種子》。該書探討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發現毀滅的種子，早在抗戰期間就已播種了，諸如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加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離心、農村貧富距離的擴大、政府對農民的橫征暴斂、苛捐雜稅不一而足、貪汙腐化與投機倒把極為普遍、農民貧困饑餓怨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國民黨軍隊抗敵能力的日趨衰弱，以至於消極和腐敗。因此，國民黨失敗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缺少美援，而是因為其本身的弊病與缺失。
易勞逸雖於知人論事上，不免陷於均衡不夠、比例不對、角度不足，然畢竟花了工夫，查看了不少國民黨自己的文獻，撿到很多貨真價實的史證。他隻是沒來得及看到侍從室組長唐縱的日記，否則他的許多個別論斷可以得到更具權威性的印證。唐縱時而透露抗戰期間政府內部的腐敗、地方與中央的對立、國共之間的摩擦、物價高漲引起搶米的風潮、川中軍人政客相互的勾結、重慶囤積居奇風氣之盛、知識分子的沒落與苦悶，以及民間之極端困苦，如1943年的浙江“民眾食糠秕、樹皮，廣東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365頁）
這些“毀滅的種子”在確鑿的文證下，絕非反國民黨者的誣控，而係實有。然而“種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須有一究蔣介石。他是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發號施令，操生殺大權，上下莫敢違背。然則國民黨的失敗無異是蔣氏領導之失敗。
抗戰初起之時，舉國同仇敵愾，蔣氏個人聲望達到巔峰，原可團結全民，有所作為，奈眼光不遠，氣度更不夠恢弘，陳寅恪於抗戰後期初見蔣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樓”之歎，認為其人不足有為。陳寅恪僅憑史家銳識，而陳布雷更洞見“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軍事要親自處理，個人辛苦固不辭，但國家大政不與各主管官商定，恐將脫節”。（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451頁）以陳布雷與蔣之親近、相知之深，此一觀察自具相當的權威性。處理國事如同家事，正見其人器宇的狹小。這種小家子氣，使他隻能成為一種黨派、一群特務、一個孔宋集團的領袖，而不足成為全國全民的領袖。
職是之故，蔣介石於抗戰之前靠特務，於抗戰爆發後仍須靠特務。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重組國民黨，由俄國顧問鮑羅廷之助，建立了較為嚴密的組織、像個樣子的紀律，以及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蔣介石一清黨，把紀律與群眾與左派一起掃地出門，而同時軍閥、地主、流氓、舊官僚都加入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這個樣子的國民黨自不免組織鬆懈、紀律廢弛、精神衰頹、基礎空虛。於是一些小組織便應運而生，諸如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中心的CC派、以黃埔同學為核心的複興社。派係雖異，擁蔣則一，在法西斯高漲的30年代，CC與複興社就是特務組織，蔣之爪牙，領袖的耳目，為一人整異己。
抗戰以來，蔣介石聲望一時驟升，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衛的改組派以及共產黨在內的一切“異端”政治組織，都消化容納在他的權威之下，但並未成功。不過當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於1938年3月在武漢舉行時，通過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選蔣介石為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蔣為團長，7月9日，三青團的中央團在武昌正式成立。陳布雷記此事說：
自5月至7月，蔣公策劃設置三民主義青年團。餘承命準備文字並參加討論章則規製，頗費心力。蔣公設置此團，起意於去年在南京時，劉健群為擬宣言及告青年書稿，但蔣公必欲餘改撰。餘自京至漢對於此文，凡五易其稿，終覺不愜意。最後所發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餘為之酌加修潤並經蔣公親自核改者也。（《陳布雷回憶錄》，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