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當此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於7月5日自香港抵達神戶。（參閱《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12—273頁）高氏日本之行，論者每想當然，以為奉汪精衛之命，其實是奉蔣介石之命，專治汪精衛和平運動的美國學者邦克（GeraldE.Bunker）曾與高宗武做多次訪談，論定高直通蔣介石，“絕非汪之代理人”（KaoinnosenseactingasWang’sagent）。（見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75，80）高宗武早於1938年2月就奉命在香港設立以“日本問題研究所”為名的情報機關，暗中與日方聯係。3月27日，曾與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在港和日人西義顯等會晤後，飛往漢口，於4月3日提出報告，並於5日晨“晉謁委座”。4月14日，高自漢飛港，“負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記》上冊，第78、83頁）據西義顯《悲劇的證人——中日和平運動秘史》說，蔣介石要高氏轉達：“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唯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上項條件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節。”5月30日，高宗武又自香港來漢口，當時已任宣傳部代部長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陳布雷處。（《周佛海日記》上冊，第106頁）6月5日，高又“奉命飛港”。6月25日，梅思平謁汪精衛後往見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同書，第116頁）可見高宗武赴日之前，漢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須“推測”，證明高奉蔣命，連他們三人都不知詳情。當時在漢口軍令廳工作的張有穀說，7月6日，侍從室命令派機將求和密函，由飛行員湯卜生駕駛，前往南京，空投給在訪的日本秩父宮親王，若日軍停止關內軍事行動，東北可以割讓。（張有穀《保衛武漢時期蔣介石的一件通敵罪行》，《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第141—142頁）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後，沒有馬上報命，周在7月19日日記上說：“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消息，布兄亦無所聞。”（第126頁）顯因日方仍“不以蔣介石為對手”之故，使高覺得無以報蔣之命，結果高宗武於7月22日派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送其報告呈委座”，沒有諱言“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見同書，第127頁）第二天，周佛海去蔣介石公館聚餐時，見蔣“打不起精神”。沒過幾天，周就聽說，蔣令“王亮疇（寵惠）托英、美大使，設法由英、美向中日雙方提出停戰，或向中、日雙方提出希望早日結束戰爭”。（同書，第128—129頁）《蔣總統秘錄》說，高宗武“成了被日軍所利用於為汪兆銘抬轎子的腳夫”（第2558頁），顯然是蔣介石的一麵之詞。蔣於失望之餘，悻悻然竟不承認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談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7月26日記道：“與隆庠談半小時，囑其明日赴港，轉達一切。”轉達什麼，雖不知道，很可能是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與蔣為對手，非要蔣下台不可，則可由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出馬。所以高宗武並沒有就此在香港養病，而是繼續在港、滬兩地與日方交涉，尋又有梅思平參與其事，最後才會有近衛的新聲明與三原則。
經過萱野長知與賈存德的溝通，日方雖仍要蔣下野，然而若蔣決心“鏟共親日，媾和爾後有辦法”。所謂辦法，即體諒蔣一時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隻須預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後自動實行，當亦無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一），第596頁）宇垣還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準，與孔祥熙在軍艦上晤麵的計劃。至此，日方實已修正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主張。9月25日馬伯援自港取道河內赴渝，與蔣介石、孔祥熙詳商。蔣也派鄭介民到香港會談。蔣日和談即將一拍即合，奈日本內部一直有矛盾，陸相與外相意見尤其不合。陸相板垣征四郎認為漢口即下，國府即將投降，無須發表撤兵聲明，並指外相宇垣要與孔祥熙談判為“國賊”，反對和議。宇垣被迫於9月29日辭去外相職務，那已經準備的不尋常會談也告流產。（參閱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第608—610頁；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陰謀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65—67頁）
日本軍閥果於10月25日攻占武漢，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繼續貫徹持久抗戰”，但是暗中仍繼續與萱野等民間人士保持聯係。然而日本雖攻下武漢，並不如軍方所想，中國會投降。日本政府顯然憂心孤軍深入，久戰不決，增強了媾和意願，梅思平也有了成績。周佛海1938年11月26日有記，頗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衛宣言草稿。（第194頁）
這個草稿，就是12月22日近衛政府發表所謂調整中日邦交，“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的聲明（亦稱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全文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二冊，第407頁）。發表前將近一個月，重慶方麵已經知道底案。蔣、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則無疑可作為和談的基礎。蔣、汪的爭執絕非主戰、主和之爭，蔣之不願附和，顯然因為近衛沒有明確撤銷先前不與他為對手的聲明，而汪則認為應做積極回應。當蔣堅持不肯，汪乃決定脫離重慶，自由表達和平主張，配合近衛三原則的發表，在輿論上造勢，逼蔣走向談判桌來。
汪精衛自重慶出走，是1938年12月18日的事，這天他由重慶飛往昆明，19日再由昆明轉往河內。21日，張群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給他，說“擬對和平及防共問題以去就爭”。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第三次發表“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且以絕無領土野心，尊重中國主權，不要求軍費賠償為說。24日，龍雲電蔣介石，說汪精衛有電叫他代轉，內容是：“在渝兩次謁談，如對方所提非亡國條件，宜及時謀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禍，詳容函陳。”26日，蔣介石在紀念周上宣布說：“汪先生請假四個月，出國養病，希望早日回來，共商大計。”28日，汪精衛有信致蔣介石，認為日方提出三原則之後，“我方如聲明，可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進而“結束戰爭，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要求“毅然決定，見之施行”。汪精衛這封信，收在1981年9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裏。但信中提到的12月28日“茲有上中央電”，卻被做了手腳，未見收入。現據1941年3月汪政權宣傳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周年紀念冊》所收，抄錄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詧。本月9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麵，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誌，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已去歲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畫，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唯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絕不能用於解決戰爭，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唯恐中國不亡、唯恐國民政府不倒、唯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誌鑒其愚誠，俯賜讚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第3—4頁）
汪精衛此電把陶德曼調停經過說得很明白，調停之所以失敗，因日方改變11月可以接受之條件，現在日本既已“覺悟”，回到原來可被蔣介石接受的立場，甚至更加明確，豈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12月29日），汪精衛即發出著名的豔（“豔”是29日電報代日的簡寫，電文載1939年1月1日《新聞報》）電給重慶，再度敦促接受調整中日邦交三原則，作為和談的基礎。汪氏這三個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國文獻》之中，基本重點隻有一個，就是“如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不妨結束。汪精衛認為：與日本和談，並不是他個人的私見，他說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從事調停，當時日本開的價碼比現在還苛，但是“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如今一年仗打下來，中國已由武漢撤守而退往四川，處境更差，但日本開的價碼反倒比去年寬了，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能談和？抗戰的目的既然在保國家的生存獨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為什麼一定要打？
汪精衛能夠從重慶出走，雖說汪氏副總裁身份特殊，無人敢擋駕，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陸陸續續，難道蔣介石的特務皆視而不見？再說出走有目的，難道戴笠連這一點情報都沒有？其中必有文章。據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的回憶，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蔣介石汪精衛唱雙簧”，馮玉祥舉出最明顯的理由是：
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製，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準，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個人批準，汪精衛帶著曾仲鳴、林柏生以及許多人乘坐專機飛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部給他什麼任務，戴笠豈有不先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龍雲還有電報來報告蔣，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
對馮玉祥這段話，我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證。1981年9月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三冊裏，曾收有1938年12月19日《龍雲以汪兆銘經滇飛往河內呈蔣委員長之效電》，內容是：
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僭密。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詳呈。職龍雲。效秘印。（第46頁）
這一秘密電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衛到雲南的當晚，龍雲就“電呈”了蔣介石；在汪精衛次日臨行前，又再度“電呈”了蔣介石。可見馮玉祥所說“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得到的”，是確實的。
關於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有論述如下：
當年盛傳的蔣汪雙簧，是應該有其可能的，連日本人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曾公然對我說過：“你們中國人是夠聰明的，像是在賭台上賭大小，重慶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歸，開出來總有一麵是會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們中國人中之一麵。”因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慶方麵的默許，他不能離開重慶，自更不能離開國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個旁證，汪氏在離渝前曾對陳公博說過：“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據此而觀，最後兩語，意義太明顯了。是由汪氏出麵去與日本交涉，條件不好，由汪氏獨任其咎；有好條件，政府才出麵接受，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雙簧嗎？
但褚民誼在蘇獄中說過幾句話：“早有人處心積慮，想把一隻臭馬桶套在汪先生頭上。這次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既經動了手，就絕不會輕易放過了。”那豈不是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這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於地下而問之！（第898頁）
這裏說“本來約定是做假戲，但一出場，就變成做真戲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為旁證，就可明白。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類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繆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發生過。
汪精衛到河內主要目的就是發表和平主張，采納與否，權在中央。即準備赴法休養。然而當穀正鼎送來護照與旅費後不久，卻發生1939年3月21日河內刺汪案，結果誤中副車，殺死了汪氏秘書曾仲鳴，另有五人受傷。河內法院抓了幾個人，以一般凶殺案，草率處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慶派人幹的，故在《曾仲鳴先生行狀》中說：“法文各報皆以大字標明藍衣社所為，且敘凶手供稱，謀殺目的實在兆銘。”（《曾仲鳴先生殉國周年紀念集》卷首）但一時沒有確切的證據。哪知凶手們到台灣之後，忽覺自己是鋤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陳恭澍等大寫回憶，無疑招認，甚至實際開槍的王魯翹也當上台北警察局長，侃侃而談，不久遭離奇車禍死亡。河內刺汪案終大白於世，原來是特務頭子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幹的，戴笠還於2月底3月初親往河內布置。穀正鼎兩度訪汪，很可能與戴配合，以觀形察勢，做好謀殺的準備工作。也可能是單線，穀如陳立夫一樣不知情。
我們不認為汪精衛出走前與蔣有默契，汪於1940年11月27日致蔣介石感電猶謂：“兆銘痛感豔電以來，荏苒歲月，國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執事之讚成，亦不及顧執事之反對。”（《和平反共建國文獻》，第143頁）但是我們認為蔣眼開眼閉讓汪等出走，特務固不敢攔汪，但特務不會上告蔣來作決定嗎？蔣不攔汪，必須從蔣本人的主和意願來理解。他把汪等當試驗氣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蔣為何又要謀殺汪精衛呢？我們的理解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蔣氏“兔死狗烹”哲學，讓汪發表和平主張之後，由他後續完成，免得日本人想與汪做對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議成功卻讓汪氏取而代之。更何況汪氏途經雲南，與龍雲相處甚篤，如果龍雲加以響應，將更增加汪之聲勢。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長夢多，為以後蔣日和談製造麻煩，於是不惜遣特務殺之。
可是誤中副車之後，反而弄巧成拙。這一毒辣的行動，刺激了汪精衛，汪乃在3月27日發表《舉一個例》，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國民黨秘密會議記錄，即“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記錄”，證明了主和之意，國民黨大員皆有之，蔣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並提出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12月22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為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已經認為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