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為國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國文獻》，第8—9頁）
不僅此也，激動的汪精衛觸發了烈士性格，為死友、為主張，幹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國了，也不理蔣介石高興不高興，徑自去與日本人談。……（編者略）
有趣的是，蔣介石公開譴責以及謀殺汪精衛未遂之後，繼續經由萱野轉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積極布置準備對付共產黨以及對日和平之意不變。其實，不僅嘴巴上說，還起而行哩，於1939年年初召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時，明顯展示反共態度，以配合近衛三原則之二，並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陳誠於2月3日致電在香港的柳雲龍說：
今組織之國防委員會，網羅朝野人員，置於蔣氏一人之下，時機一至，便可運用和平而無阻。（《杜石山致宣野長知》，載《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608頁）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親自發電給柳雲龍、杜石山說：
石山見台鑒：曆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唯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麵，究竟有無和平誠意，並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明，佇候詳複。蔣中正蒙。（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此電緊要處，為蔣明顯可以接受“盧溝橋事變前後之現實”，也就是說滿蒙可以不要，但須尊重中國本部之主權，亦即是陶德曼調停時的第一個日本方案。但蔣怕日本別開新價碼，故要“切實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說是求和心切嗎？事實上，此時蔣介石已不經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遙控了，宋美齡也於7月16日親自飛到香港與萱野麵晤。會談設於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柳雲龍代表蔣方提出七點：一、平等互讓；二、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三、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狀態；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經濟提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參閱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第614頁）基本上響應近衛三原則。杜石山於會後致電蔣介石稱：“和平之事，當在汪氏等所欲謀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濟，否則夜長夢多，多一糾紛即添一障礙，屆時鈞座雖欲當機立斷，恐亦為事實之所不許也。”（《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615頁）至此，蔣與汪已開始做“和平”競賽了。接著小川平吉於3月24日赴港，聽取萱野彙報後，並與蔣方進一步商談，小川與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討伐共產黨，以實現局部停戰，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麵的，並謂可用“密約辦理”。杜石山告訴小川，蔣“現已布置了大量嫡係軍以對付共產黨”，以及“在議和成功之時，望以日本的先鋒隊進行討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653頁）蔣又於4月間派馬伯援與小川在港聯係，很可能有進一步的表態，但馬突於4月14日逝世。5月6日，小川又與張季鸞會談，更明言日本最關切排共。蔣介石反共意願雖高，但在那個情況下，馬上翻臉伐共自大有顧忌。然小川等急於要蔣明確表態，甚至要到重慶來談。相逼之下，蔣終感化暗為明維艱，想緩一緩，將和平要求先在國防會議提出再說。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釋下，對蔣氏苦心表示諒解。
6月間，中共對蔣日和談已有所聞，乃迫蔣履行諾言，廣西方麵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協，將單獨抗戰，使蔣更不敢公開表態。此時汪精衛已到東京與平沼首相會談，但蔣介石不僅仍然保留香港聯絡點，而且宋美齡再度飛港與柳雲龍等會商，並由杜石山會見小川，要求阻滯汪精衛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則想於汪政權成立前，逼蔣公開表態，接受和平條件，因而重申蔣日雙方在軍艦會談前議。（閱《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640—643頁）蔣於7月7日抗戰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戰到底的國策不變，他能不如此重申嗎？但被日方認為缺乏誠意，更傾向汪精衛。不過，蔣於7月16日在重慶發表軍事委員會組織與人選，規定蔣有權執行國府組織法第111條之規定，即宣戰、議和、締約的權力，已為蔣全權議和訂下法律根據。蔣又於8月初經杜石山轉告日方已有分共決心，並派鄭介民、王子惠先後赴日，力阻汪日之間的和平運動。小川也開始積極活動，於8月10日走訪近衛文麿，並連夜進京會晤首相，提出所謂“戰勝國寬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攜赴重慶談判，同時要求對方派出孔祥熙一級的代表參與預備會議。重慶方麵得此報以及汪政府將延期成立之消息後，孔祥熙聲言將犧牲一身，決心在參政會提出“和平”案。此時德國與蘇聯已締訂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亦已有妥協跡象。蔣、孔怕被孤立，故更加積極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勢的發展也使日本軍方更為囂張，對日本政府橫施壓力，政府被迫於9月13日聲明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蔣、日和談再次觸礁。蔣介石對汪組府“深惡痛絕”，不謂無因。唐縱在1939年10月2日的日記提到：
委員長發表重要談話，對汪逆召開偽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偽中央政權問題，深惡痛絕。委座從未公開斥辱何人，此為第一次，並表示海枯石爛，永不寬赦。（《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101頁）
照說汪精衛去做“逆”，自毀曆史，蔣介石又何必“深惡痛絕”呢？其所以“深惡痛絕”，顯因汪破壞了蔣日和談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擺明在搞；然而蔣卻一直暗幹，想下海因考慮太多而不敢下海！
1939年年底，南京的汪政權開場之前，高宗武與陶希聖突然出走，抵達香港後，於1940年1月21日，在《大公報》上刊登來函，並公布轟動一時的文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此為1939年11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稱《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於同年12月30日簽字。由於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顯此一《要綱》的賣國性質。在轟動之餘，重慶在宣傳與情報戰場上，似獲全勝；而使南京汪政權大驚失色，窘態百出，無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確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協助。陶希聖抵港後，於1940年1月19日收到蔣介石親筆函，令陶“坦率詳陳附逆經過”。黃仁霖於2月17日自港返渝時，陶托黃轉呈回函一件，陶對蔣給予“戴罪圖功”的機會，“銘感於衷”，自稱罪民陶希聖（見親筆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於2月13日就被日本情報人員密得，岡崎總領事以第82號極密件發電給東京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當晚收達（見日文影印原件）。從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參加汪方，早得中樞諒解”，可證高非僅為汪奔走和談，也一直為蔣效驅馳。高是蔣之人馬，尚有四條旁證：
一、當時汪派國民黨怕蔣派國民黨謀殺，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獨住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因為他心裏明白，他是敵人的朋友。
二、1939年夏天，高宗武隨汪精衛到日本，據亦在隨行之列的周隆庠說，影佐禎昭見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覺其形跡可疑，但無確實證據，經汪極力反對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報頭目，顯然已有風聞。
三、高宗武到香港後不久赴美，1942年5月28日，陳布雷打了這樣一通電報給駐美大使胡適：“胡大使：鹹（27）日由賀主任耀祖名義彙上美金四千元，係委座發高君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並複為荷。弟陳布雷。勘。”四千美金在1942年不是一筆小數目，學費其名，獎金其實。
四、據高宗武本人的訪談，他自港赴美前，蔣介石曾寫親筆信給他，譽為“浙東強人”（見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206）與蔣要求自稱罪民的陶希聖，戴罪圖功，相映成趣。
汪政權雖然建立，汪記“和平運動”卻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擊，但是罵汪逆的蔣介石並未一心主戰，仍然繼續他暗地裏的“和平運動”。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見了蔣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幾次會談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東肥洋行會見，商定在2月底舉行中日兩方正式圓桌會議。今井武夫趕到南京，向西尾總司令報告說，奉命在19日飛東京向閑院宮參謀總長和畑俊六陸相說明會談內容。參謀本部立即派謀略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到了香港，實地了解情況。3月2日，中國代表全體到齊，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陸軍少將張漢年、張治平等人。三天之後，蔣宋美齡以治牙為名也到達香港。3月8日會談開始，在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會談前雙方出示證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陸軍大臣畑俊六出證明書，中方由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出證明書。會談內容主要有關滿洲國問題、日華共同防共問題、汪政權問題，以及日本在華北駐兵問題。其中當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見最趨一致，其他問題也有商量餘地。宋美齡於5月間再度來港。宋子良還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麵上遊艇中密談，強調蔣委員長確實想和（見《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44頁），如和談成功，最快可於7月間對共產黨進行討伐。於是6月6日，雙方代表經多次磋商後，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舉行長沙會談。7月22日雙方在香港簽署備忘錄如下：
下記日華代表關於進行停戰會談事，係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並互相確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的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8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華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印）
代表·宋士傑（印）
昭和十五年7月23日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桐工作”（KiriKosaku）。宋士傑為宋子良的化名，其實宋子良也是特務頂替的。
同時，蔣介石又於6月21日致電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來和談，並代致“表示後悔”之意。萱野原擬8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著手於“桐工作”而受阻。在侍從室工作的唐縱已於8月5日覺察到，“日來和平已在暗中舉行，此事關係重大，外間知者極少”。（《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145頁）唐縱並未參與其事，他隻是從“許多小征候”觀察而知。8月28日，戴笠又告訴唐縱，“張季鸞昨天回來，今日又飛香港，這是與日秘密交涉有關”。（同書，第151頁）可為正在進行中的“桐工作”的一個旁證。
這個“桐工作”，可以說是蔣日和談的最高潮。談到三人會談的地步，實由於戰局對中國不利，當時英法都想與日本妥協，日軍又已進占宜昌，直接威脅到重慶。蔣於和戰之間自然動搖到最嚴重關頭。然而正當“桐工作”積極進行之際，近衛文磨第二次組閣，蔣氏記得近衛有不與他做對手的聲明，遂於7月31日要求以某種方式撤銷，他才放心。他也顧慮到汪日之間的條約，汪政權已經成立，與汪平起平坐也是難題。不過，汪倒是很願意日本與蔣直接和談（參閱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155-156），唯蔣提出“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的論調，要求汪出國、隱退，甚至把汪交給蔣處理，日方表示難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發動了“百團大戰”，日本人寫的《太平洋戰爭史》認為百團大戰“是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激戰，給予日本軍隊以沉重的打擊”，並認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蔣介石不敢脫離抗日陣營”，顯然蔣若不抗日，中共還是會繼續領導抗日。這種說法已被大陸學者證實，他們更進而指出，百團大戰就是因為獲知“桐工作”而發起的。若然，則中共救了蔣介石沒去當漢奸。蔣介石既然起了猶豫，板垣雖於8月22日寫來親筆信，深信三人會談“當能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向蔣打氣，但蔣終於不敢接受，於9月中旬由宋子良轉達，推說重慶意見不一，“目前不應馬上舉行長沙會談”。9月19日，所謂“桐工作”以失敗告終。雖如此，蔣介石並未因此放棄和談。他於同年的11月1日又托杜石山致電萱野，有謂：
蔣公既以石山等與先生有所約，中日和平路線絕對已有維持，故拒絕紅軍進攻平津以斷日軍接濟，不準小張複出而重東北糾紛。（《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696頁）
我們從這一則密電才知道，蔣介石不放小張（張學良），原來還有日本因素。
蔣介石又於11月16日向頭山滿與萱野長知致意，說是宋子良擅自與板垣代表晤談、接受條件，並說宋子良“懼而避之美國”雲雲，顯然要在國民黨的日本朋友麵前推卸責任。（蔣原函可見於楊天石《民國掌故》，第329頁）其實，連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1945年才弄清楚，與板垣代表談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務曾廣（王新衡）頂替的（見《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46—147、162頁），再據參與“桐工作”的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於1953年訪日時，告訴今井武夫，當年會談蔣介石確是幕後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執行。（同書，第163頁）
蔣介石雖然一再解釋，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於1940年11月30日正式承認了汪政權。但是蔣介石依然沒有死心。1941年5月，萱野到澳門，蔣又派柳雲龍前往征詢和平意見。萱野建議托頭山滿，蔣即贈相片示意。頭山滿卻不領情，認為蔣不識抬舉，對願提攜的日本“反戈”，罵蔣“終竟是傻瓜”！自此蔣與這些日本“民間人士”無法再從事有意義的談判。上麵這些秘密接觸，都是從日本戰敗後公布或泄露出來的文件證實的，宣傳絕不中途妥協、宣傳抗日到底的蔣介石當然是守口如瓶的。這些秘密接觸，當然隻有他們優為之，他們幹了，也不會戴上“通敵叛國”的帽子。
蔣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談，隻因日本政府受到軍方的幹擾，拿不定主意，而蔣之一方，則感到難以“化暗為明”，遲遲難決而延誤時機，再加上共產黨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殺出一個汪精衛，更加攪了局，卻讓蔣介石最後“八年一覺渝州夢，贏得人間抗戰名”！
最有趣的，照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的說法，汪精衛生前死後的一大罪狀，乃在於他“妨礙中日講和”！龔德柏是拚命醜詆汪精衛的，但弄巧成拙，豈不正好反證了蔣介石那邊在跟日本講和嗎？是以“蔣汪雙簧”的謎底是，兩人並無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運動”，隻因陰錯陽差，兩人的“努力”不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敗，卻讓蔣介石熬到意外的“勝利”。
蔣介石與日本講和的管道，於抗戰八年之中，始終不斷，連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亦曾於1939、1940、1941年，替蔣向華北日軍提過隻要長城以南主權的和平條件。（見Shaw，AnAmericanMissionaryinChina，p.125）近人論史，居然還要以為用“抗戰到底”一詞來表達其（蔣）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足以涵蓋一切（見蔣永敬《蔣中正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抗戰到底》，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第499頁），請問“涵蓋”得了與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