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宣傳的曆史中，都說抗戰前後，汪精衛是主和的、妥協的、誤國的；而蔣介石卻是主戰的、抗日的、愛國的。其實，在許多情況下，事實正好相反。
汪精衛從1932年就任行政院長以來，就以“跳火坑”的心情，處理國事。其中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他肯替蔣介石背黑鍋、受閑氣。
蔣介石自從1928年濟南事變、1931年九一八事變閃躲日本人起，骨子裏本來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後，1933年《塘沽協定》，出賣華北利權；同年摧殘察綏抗日活動，打擊抗日分子；1935年《何梅協定》，使華北特殊化，這些都是蔣介石的作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鍋的，都是汪精衛。事實上，汪精衛本人，對日本原是主戰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且為了張學良的不抵抗（事實上是蔣介石指令的），一度忍無可忍，通電邀張學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國。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誌也大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隻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
汪精衛身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竟被蔣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後，還要汪精衛追認。
陳公博的回憶，告訴了我們：蔣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卻要汪精衛代背惡名！蔣介石這種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黃郛有時都氣不過。沈亦雲《亦雲回憶》中收有黃郛1935年5月27日的一封電報，其中責備把弟說：“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嚐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麵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指蔣介石），誤國者為兄（黃郛自稱）也。”（第492頁）——連蔣介石的把兄黃郛都如此，又況汪精衛乎？事實上，當時汪精衛的處境，正是扮誤國的角色，為表麵愛國的蔣介石，代演襯托的苦戲耳！
據陳公博回憶：汪精衛開始有主和的傾向，始於1933年的長城古北口之役。這次戰事，“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隻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到了1936年西安事變後，他益發認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隻是便宜了蘇聯。
大體說來，蔣介石根本是不主戰，他的既定政策是安外攘內，對內戰的重視，遠甚於禦侮。雖然如此，他卻也避免由他直接出麵去主和。相對地，汪精衛由主戰轉變為主和。兩人比較，和戰之間，其實蔣比汪更“和為貴”。
從1932年1月28日，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起，國事在形式上是由汪與蔣介石共同負責的，在強敵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兩人都沒有抵抗日本的信心與決心，引起舉國嘩然。到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典禮拍照時，汪精衛被擊三槍。這件案子現在已經十分明朗，開槍的凶手是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孫鳳鳴，通訊社的社長叫胡雲卿，都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於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恥辱，決心犧牲個人，除蔣救國。結果蔣沒有出來拍照，而槍手孫鳳鳴已服鴉片煙泡，毒性將定時發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衛開了槍。蔣雖幸免，汪卻替蔣挨了槍。（參閱蔡德金《汪精衛評傳》，第228—231頁）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懷疑是老蔣幹的，冤枉了蔣，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汪與蔣合作，不僅替蔣背了黑鍋，還挨了槍。凶手明明是要殺蔣介石的啊！晨光通訊社社長胡雲卿，後來化名華克之，乃組織刺蔣的主要負責人，在海內外追捕下，於1937年進入延安，加入共產黨，至1987年仍然健在中國大陸，目前生死不明。
西安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全麵抗戰，好像和戰問題已經解決了。其實，表麵上打得烽火連天，暗地裏蔣日和談不斷，甚至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蔣介石仍不願完全切斷和談的線索。
蔣介石於1937年7月24、25、26日三日分別約見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大使，希望西方強國調停。其實早於7月19日，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Eden）為了英國在華利益，宣布已與美、法兩國聯係，並通知南京與東京，願意斡旋。（見Freidman，BritishRelationswithChina，p.93）7月28日，蔣約見英國駐華大使之後，英國駐東京代辦多茲（Dodds）拜訪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廣田聲稱盧溝橋事變可由地方解決。但事實上事端更加惡化，英國輿論雖然譴責日本將損及大英利益（TheTimes，10August1937），然英國政府僅能做無力的抗議。孔祥熙時任財政部長，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要羅斯福總統調停。美國駐日大使格魯（Grew）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國願意幫助解決中日糾紛。（參閱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Japan，1931-1941，Vol.1，p.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軍方，根本不歡迎英、美介入。而德國正好與蔣介石自20年代起就有良好關係，自1933年希特勒崛起又與日帝建立夥伴關係，並於1936年11月簽訂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自處於調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國，德國顧及對華關係，不僅希望事變早日解決，而且希望日本考慮德國在華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華行動可能減輕對蘇壓力。（參閱Fox，GermanyandFarEasternQuestion，p.233）7月底，德國政府外交部長魏什克（ErnstvonWeizsacker）電告其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Trautmann）：“我們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們不能以《反共產國際協定》來對付中國，因該協定絕無在第三國攻打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目的。”（美國國務院編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918-1945，1:p.742，743，參閱p.748）同時德國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亦未立即撤除軍事顧問團。德國人最顧慮的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將使中國投向蘇俄的懷抱。（見陶德曼報告，載GermanDocumentsonForeignPolicy，1：p.741，748）此為德國願意介入的背景，雖然一時仍持謹慎態度。
日本侵華，軍方最力，文人政府並不希望戰爭擴大。廣田外相曾於8月初遣使到上海議和，導致8月8日，日本大使與中國外交部東亞司長高宗武在上海談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設防區，中日軍隊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領土；三、不賠款。高氏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基於以上條件和平有望。（參閱《東京戰犯審判紀錄》，Exh.3260）然而8月9日卻發生“大山事件”，最後引發八一三淞滬之戰，談判自然流產。
淞滬之戰打得血肉橫飛，但蔣介石暗中繼續試探和平，曾向德國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協議來影響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見陶德曼與德外相來往文件，載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p.741，742）接著於8月21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於9月9日向國聯提出申訴，國聯遂於10月初召集會議，但廣田於10月21日聲明拒絕參加會議，唯表示願與中國直接談判，並示意德國或意大利可為說客。（見德國駐日大使Derksen致德國外交部，載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p.769-770）一周之後，日本正式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Herbertvon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歡迎德國促使中國與日和談。”（同書，第773頁）陶德曼遂於10月30日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願意作為溝通的橋梁。不久，於11月3日，廣田開出和議七條件，由德國轉達。七條件重點是：一、內蒙古自治；二、華北設非武裝區，委派親日首長，並圓滿解決日本開發礦產事；三、上海非武裝區要擴大，由國際警察管製；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書；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向柏林報告，他相信日本在上開七條件基礎上，有和平誠意，故認為值得勸南京接受。柏林對陶德曼的訓示也認為這些條件可作為和談的基礎。11月5日，徐謨陪陶大使自漢口乘輪至南京晉見時，蔣介石因猶冀望於尚在開會中的九國公約會議，故推說中國如同意日本的這些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蔣介石又說：“中國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是有意要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覓取和平的。”陶德曼說：“我現在采取的步驟僅僅是機密地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向我們駐日大使表示的對於和平的意見。”（前引書，第774頁）
可是，日本拒絕參加的九國公約會議仍然進行之時，蔣介石見陶德曼這天，日本就在杭州灣登陸，同時安陽失守。11月8日，太原失守、任縣失守。9日，鬆江失守。11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13日，濟陽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昆山失守。18日，嘉興失守、煙台失守。20日，蘇州失守。21日，吳興失守。24日，布魯塞爾會議閉幕，所得之決議僅僅是重申普遍原則，促中日雙方和談，中止戰爭，完全暴露沒有強製力的根本弱點。日本照樣進軍，25日，無錫失守、長興失守。29日，宜興失守、武進失守。30日，溧陽失守、廣德失守。12月1日，德國外交部長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說：“為中國利益著想，不要不加考慮便拒絕日本的和平建議，還是盡速議和為好。中國政府遲延議和的時間愈久，中國國家解體的危險也愈大。”（美國國務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p.787）12月2日，蔣介石召集軍事長官彙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了南京。各將領問：日本有無旁的條件？徐謨說：“據陶德曼所說，隻是所提出的七條件，並無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介石就問唐生智的意見，唐生智還沒答，又轉問白崇禧。白崇禧說：“隻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徐謨說：“陶德曼所提者隻是此數項條件。”蔣介石又問徐永昌。徐永昌說隻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顧祝同，也說可以答應。再問唐生智，也讚同各人的意見。蔣介石就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蔣介石顯然慌了。那天下午五點，他接見陶德曼，“願意以德國大使閣下所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另表達兩點：一、中國深望：在恢複和平的全部過程中，德國通過調停予以幫助；二、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必須維持其完整。這就是說：一、一切結果，要請德國人背書，德國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華北就好了，東北也不要了、內蒙古也不要了。最後蔣介石要求：“必須強調提醒日本：在談判完成以前，不要公開任何提出的條件。”（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第113頁）這顯然是丟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幹。
蔣介石遂於12月3日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11月的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見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p.787-789）陶德曼得到蔣介石的“毅然許諾”後，轉報回國。德國外交部認定“日本的建議差不多在所有的要點上都已得到了滿意的反應”，遂在12月7日，轉告日本。可是，此時日軍已逼近南京，氣焰特甚，廣田外相也對以一個月前的條件為和談基礎，表示懷疑（見同書，第799頁），調停發生了意外的變化。12月13日，南京失守。
暴日雖相逼如是之甚，蔣介石雖發表一貫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調停並未因此中斷。12月22日，德國大使在漢口提出日本所開的新條件，重點是：一、中、日、滿（滿洲國，即中國東北）共同防共；二、設立非武裝區，並在必要區域內成立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對日本賠款。日本還提出和約締結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並要求中國政府於年底以前接受這些條款。這種條件，連德國也認為太苛了，德駐日大使狄克遜即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見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p.804）德國政府於12月29日照會日本，此種結果將無助於“反共產國際協議”。（見同書，第811頁）廣田辯稱條件可以修改，不過日本駐英大使又謂，日本願盡早結束戰爭，然若蔣介石不接受日方條款，則將與中國地方政府媾和。（參閱同書，第811、812、813頁）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不敢斷然拒絕，1938年1月13日，派出外交部長王寵惠，向陶德曼說：“經過適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做確切的決定。”（見同書，第815—816頁）日本外相廣田雖說將依此與內閣討論，實對中國政府的回複極為不滿，乃於1938年1月16日上午十時半，將日方強硬回應請德方立即轉給漢口，並要求中止德國調停，此即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見《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第二冊，第386—387頁）蔣介石亦在1月18日做了自我澄清的聲明，謂中國將為領土完整及其主權奮戰到底。至此，和談好像是徹底破裂了。事實上，德國調停雖然結束，蔣日間和談的線索並未中斷。
蔣介石於1938年春就已建立起管道，主要是靠孫中山的日本舊友，如萱野長知（1873—1947）、小川平吉（1869—1942）、頭山滿（1855—1944）、秋山定輔（1866—1950）等。這批人看似民間人士，實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他們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又與國民黨有曆史淵源，自願為兩邊奔走和平。
蔣日之間的秘密接觸，初由南京失守後出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設有秘密辦事處，由柳雲龍、杜石山（又作石珊）負責。日方資料稱柳為蔣介石的外甥，或稱蔣母妹妹的兒子，宋美齡曾親自到香港“指導”，全盤都是蔣門作業。
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國府行政院長孔熙祥於1938年1月23日，亦即是日相近衛已宣布不以國府為談判對手之後，曾電請頭山滿“主持正義，力挽狂瀾，設使貴國軍人早日醒悟”。同年3、4月間，萱野長知的助手鬆本藏次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在上海中國旅社秘密見麵商談，鬆本傳達承認滿蒙的要求，賈存德則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與賈見了麵，並由賈帶信經港飛漢口報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雙方即刻停戰，尊重中國主權，至於日方要求解決滿蒙，中國原則上同意，具體問題可於談判時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後與小川平吉商討，覺得孔有誠意，小川遂於6月10日分訪新任日相宇垣一成與前相近衛文麿。不過近衛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然小川與宇垣認為仍然需要與國府交涉，必要時可取消舊聲明，故頗支持萱野與孔祥熙繼續談判，不久談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兒是萱野的養女）到港相助，特別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不過日方又提出蔣介石下野以承擔責任的要求無法解決，孔祥熙願辭行政院長代蔣下野，未為日方接納。一時之間，蔣介石的下野問題成為和談的障礙，日本軍方對蔣介石尤持堅決排斥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