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住新城大樓後，張要蔣移居自宅巷內的較舒適新宅，以便於隨時見蔣，但蔣堅持不肯，邵力子去說，也不肯，最後澳洲人端納來見後，才同意移居與端納同住。邵力子對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沒有答案。《西安半月記》說：“餘知叛部之意甚險，決以正氣與精神力量與之鬥爭。”接著發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議論，諸如：“長隸革命之籍，古來忠烈，刀鋸鼎鑊，甘之如飴”，以及“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穌受惡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試煉”等，以便“於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做最後之犧牲”。（第11頁）僅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嚴重？蔣對孫銘九持槍來請，更謂“餘（蔣）大怒”！其實孫怕蔣恐懼，特意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後”，但蔣仍感驚慌，堅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孫看在眼裏，認為“這種情形說明，蔣是誤解了我們的用意，以為我們要在黑夜間把他拉出去槍斃，因而怕離開住地”（《西安事變親曆記》，第224頁）。監視蔣的宋文梅亦說：“孫（銘九）因奉命必須遷移，要我勸說，但蔣心存疑懼，堅決不肯。最後，我請孫入室共勸，蔣見孫腰間帶著手槍，更加疑懼，向孫說：我是行政院長，應該住在這裏，其他地方，我不去。”（同書，第255頁）孫、宋二人的觀察，頗有助於理解何以蔣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納一來，疑懼頓消，就肯移居了呢？這與端納是外國人大有關係。蔣氏不是挾外自重，而是挾外自安，在蔣氏心理上，有外國人在旁，總不至於被拉出去槍斃。端納與蔣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而喻了。
《西安半月記》一壁大力為蔣撐門麵，以維護委員長的尊嚴，另一壁則盡量抹黑張學良。後者顯然與前者相關，因張臉愈黑，則顯得蔣臉愈白。最關緊要的是，全文全麵封殺張、楊兵諫的原始動機，並加以歪曲，內容基本導向是，張、楊受人（影射共產黨）迷惑，犯上作亂，然經領袖偉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則西安事變之結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動搖而改變初衷，並非蔣氏答應改變“攘外先安內”的政策而遭釋放，如謂：“與餘妻研究此次事變之結局，覺西安諸人心理上確已動搖，不複如前之堅持；但餘絕不存絲毫僥幸之心，蓋唯以不變者馭天下之至變。”（第23頁）此與曆史真相相距甚遠。
張、楊兵諫的動機原甚單純，就是要蔣停止內戰，團結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簡單地說，即出於愛國心。這種動機單純得使不明內情的人，不敢信以為真，即賢者如胡適與傅斯年亦斷然不信，認定張學良別有政治野心。然五十餘年來，史料大出，顯示動機就是如此單純。按諸張學良事變前後的言論，也相當一致。楊天石已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孔祥熙西安事變期間未刊電報，連載於北京出版的《團結報》上（1991年1月2日至2月20日）。其中頗多孔、張間電報，為孔氏回憶錄所不錄，頗可明張之心跡及其單純的動機，以及和平解決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記》的隱飾。
張學良於事變爆發之日（12月12日），致蔣妻宋美齡文電，即明言留蔣促其反省，絕無傷害之意，隻因“此次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介公以國家最高領袖，當有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來，對於抗日隻字不提，而對青年救國運動，反橫加摧殘”。其抗日救亡的動機，已表露無遺。張又於事變後第四日（12月15日）複孔祥熙電，亦謂“弟等此舉，決純為實現救國主張，絕無一毫對人私見”，再度表白其單純之動機。張再於事變之第五日（12月16日）複電馮玉祥，更謂：“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所樂為，純潔無私，可質天日。……良等苦悶，唯在抗日未能及早實施。”馮玉祥提及願擔保張之安全，張曰：“擔保一層，尤無必要，蓋良固不憚以七尺之軀，換得主張之實現也。”更進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換取純正之主張。張複於事變之第八日（12月19日），又重申：“文日之舉，純為積極實現抗日救國主張，如中央確能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行動實現後，用我則願做先鋒，罪我亦願束身歸罪。”最後張於事變之第九日（12月20日）致電外交部長張群，有曰：“文電既已楬櫫八項主張，則八項之外，自無餘事，口是心非，弟不為也。”凡此足見張於私函密電中，與平昔公開之主張，完全一致，並以此為交涉之嚴正立場，則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之動機，純為抗日救國，已無可懷疑。
宋美齡於複張學良元電（12月13日）中，原亦針對張氏主張，謂“凡吾兄所建議，苟利國家，無不樂於采納”，又謂“我國為民主製，一切救國抗敵主張，當取公意，隻要大多數認以為可，介兄個人，當亦從同”，侈言民主固非實在，然表明可從公意。再謂：“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將領，或激於一時之情感，別具苦衷，不妨與介兄開誠協商，彼此相愛，當可無話不說。”但是蔣宋美齡於《西安事變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第26—51頁）中，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記》不與叛部談判之立場，竟謂：“餘複以長函（按即元電另由端納攜往西安）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餘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第29頁）回憶之文不僅語氣與原電相差甚遠，而且掩飾願意商談之痕跡，代之以促張釋蔣悔改之詞，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於致張學良寒電時，亦認知張之主張，謂“查抗日禦侮，舉國同心，中央同人初無二致”，不同者，“僅有時間之不同，絕非宗旨之異趣”，替蔣氏“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辯解，蔣既亦抗日，則兵諫便無必要。張學良當然不服，於複孔申電中謂，一致抗日之主張“對委座已再四涕泣陳詞，匪唯不蒙采納，且屢被斥責，弟受委座知遇，絕無負氣之理，但委座主張堅決莫移，已絕對不能否認，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見，就張氏而言，隻要蔣答應改變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即可解決。但是孔祥熙於二十餘年後寫回憶錄，竟懷疑“張楊所謂救國八項主張”，甚至說：“張楊通電，雖以抗日為理由，而八項之救國主張，則未有一項涉及抗日，至其所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內戰、開放愛國運動等等，皆已走入共產黨之路線！”張楊通電中無“抗日”兩字，因當時中日仍有邦交，自無必要啟釁，然八項主張無一不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有關，正見張楊並非老粗。至於孔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內戰”“開放愛國運動”，乃共黨路線，然則國民黨反對共產黨，豈非采“一黨專政”“勇於內戰”“反對愛國”的路線？（孔氏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第113—161頁）可謂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記》給人的印象是，張扣蔣後，被蔣訓斥，不知所措，讀蔣日記後，更加痛悔，力求弭過，乃送蔣回京。其實不然。張學良自始至終，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擁蔣抗日”，然而必先“逼蔣抗日”，才能改變“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電報中，有一封錢宗澤於12月15日發給張群的密電：
衛密。極機密。本日端納顧問由西安回洛，據雲：委員長住張學良之旁樓甚安。張要求接受主張，委員長初甚反抗，以後雲，無論如何，須回南京方能辦，但對方認無保障，有請求孔部長赴西安之意。總之，內幕情形，似有轉機。謹密陳。職錢宗澤叩。刪酉。（載《團結報》1991年1月20日《史海鉤沉》欄）
此密電透露，事變發生之第四日，委員長已不再反抗，答應回南京辦，則已允諾張等主張，此一“轉機”，在《西安半月記》中看不到。然為了“接受主張”有所保障，南京必須派人到西安談判交涉，以獲協議。但南京中央不欲與叛部談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張，乃采討伐的高姿態，以便維護尊嚴，唯孔宋家族求釋蔣心切，願意談判，然又不願示弱。兩派意見最後整合為雙管齊下策略，即表麵上聲張討伐，實際上尋求政治解決，亦即循談判途徑。孔氏急於解救蔣介石，於12月15日建議張“一麵親送介公至並（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負責同人，前往會商”。其意先讓蔣脫困，再作商議。但張於12月19日電孔，堅持“中央同人果愛國家、愛介公，自當推人來陝商洽。抗日實現以外，別無所求，更無金錢與地盤思想。區區誌願，蘊之已久，絕非一時衝動。中央對弟主張如無辦法，勢難送介公返京”，甚為堅決，一定要中央派人來談，同日張又致蔣鼎文電，謂可派宋子文與顧祝同來。但中央為維持高姿態，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後讓宋以私人名義赴陝，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談判之實，然後宋子文才於19日飛陝。宋到西安自非探親，當然是要談判，我們雖不知談判內容，但宋於21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議，22日又偕宋美齡、蔣鼎文、戴笠、端納等返陝，作最後之商定，是則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蔣與張談判，達成協議，獲致政治解決，已屬無可懷疑的事實。
協議未立字據，已可確定。張學良接受君子協定，因此與楊虎城於釋蔣一事有所爭執。事實上，即使立下字據，亦可撕毀，而君子協定，並非完全口說無憑。張於致蔣鼎文皓電已透露：“此間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納。”並謂，“總之，抗日主張如不能實現，難送委座返京。”遲至12月20日於致張群電，猶堅持“非至抗日主張實現，殊難送委座南歸”。可見張學良與宋氏兄妹於23、24日商談後，知主張可以實現，乃決定於25日釋蔣，並決定親送返京。如果連口頭的君子協定都沒有，張既無以交代，楊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記》謂全無承諾，自不可信，且全文無一語提及要求抗日，僅於一處謂張等“於國事有所請”，故意隱諱所請之國事，乃孫銘九所謂：“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顯因已有口頭之承諾，不能說“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說被叛部脅迫而抗日，因而諱之。
《西安半月記》全無周恩來的蹤影，更是不實在之忌諱。宋美齡於其回憶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來，談甚久，然隻說周擁蔣而不言抗日，亦不說蔣允不打內戰之承諾。但是周於晤見蔣、宋後，已將協議三度電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0—75頁），則口頭承諾，實已留下文字痕跡。張學良事後絕不言蔣有承諾，直至1990年，日本NHK電視台記者問周、蔣會談，張說不但在場，而且周乃由其引見，但接著說：“對不起，我不能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自我口，我也不願意傷害他人。”（轉引自郭冠英《張學良側寫》，台北傳記文學社，1992年出版，第38頁）說出來，會被傷害之人，舍蔣而誰？可能被傷害的原因，除了蔣有承諾外，還有什麼？所以張雖不說，但已盡在不言中。
事實上，《西安半月記》雖說毫無承諾，蔣在行動上實已接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由“剿共”轉向抗日。孔祥熙說，抗日救國乃蔣之既定政策，並不確實，可由蔣氏自己的話來駁斥。蔣於1936年10月26日，距西安事變僅一個多月，於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猶謂：“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變史料》上冊，第11頁）然而事變之後，卻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戰之路。盧溝橋事變一發生，中日之戰便不可避免。其實，九一八事件遠較盧溝橋嚴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戰爭。西安事變之後，既由不抵抗轉為抵抗，任何日本挑釁，一抵抗即可引發戰爭，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縮也。就此而言，西安事變確可稱作抗戰的淵源。
蔣介石雖不願明說張學良逼他抗日，卻忍不住抱怨張學良中斷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記》引言中有謂：“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這一段話，且不論無意中自認西安事變導致其政策之改變，由“剿共”而抗戰，所謂至多一個月內可竟全功，則絕不可信。固然，若不計代價，傾全國之力，擴大內戰，或可竟全功，然勢必耗盡國力，讓日帝坐收漁人之利，此正是愛國者如張學良所不忍見，乃不惜以兵諫逼蔣改弦易轍，領導全國抗日救國。
然而，西安事變導致中共坐大論，卻大有人唱和。孔祥熙於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時期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劈頭便說：“八年抗日戰爭與今茲共黨之竊據大陸，亦實於是役種其因。”即於西安事變時代表張、楊赴太原與閻錫山商談的李金洲，竟亦說：“大陸全部淪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推源禍始，皆肇端於西安事變。”（李氏撰《西安事變親曆記》，第1頁）國民黨官方史家更將張學良描繪成失去大陸的罪魁禍首，史傳曲筆，莫此為甚，李敖曾撰《別賴張學良了》長文駁斥，鏗鏘有聲，足資參考。（見李敖編著《張學良研究》，第155—216頁）須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敗而亡國，尚可怪罪漢卿，但抗日勝利，漢卿不僅無功可言，仍為階下囚。當抗戰勝利之時，國民黨聲勢十倍於共產黨，不旋踵於四年之內，喪失神州大陸，竟怪罪於囚中的張學良，寧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論”再推本溯源，演成“共黨陰謀說”，大肆發揮《西安半月記》所指張學良“受人迷惑，做聯俄夢想”，認為張、楊原無主見，因受到中共的滲透、分化而製造事變，並以周恩來為西安事變之“謀主”。李雲漢專著論述事變前因主要章節，分別為“共黨慫恿張學良”“信心動搖”“三次秘密接觸”“赤氛籠罩西安”等（見李著《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第3—22頁），可謂“陰謀說”學術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國民黨的立場，但長久以來大陸學者亦輒謂，張之逼蔣抗日方針係受到共產黨的啟示與影響。雖有意表共產黨之功，無意間不免迎合《西安半月記》所謂“勾通匪部”雲雲。事實上，中共對東北軍的影響不能說沒有，而之所以有影響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氣候，東北軍並非因中共的宣傳而抗日，但中共號召抗日，自有相契之處。更重要的是，張學良也影響了中共，使中共由“討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爾後“擁蔣抗日”。這一方麵，張於事變前已有所成，隻是促蔣聯共抗日，遭蔣堅拒而未成，卒出之以兵諫的下策。近年中共曆史學者在雄辯的史實下，終於有人肯定西安事變全由張學良主導，若謂“主張扣蔣的是他，主張放蔣的也是他，最後送蔣的還是他”（張學君《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載《中國現代史》，1985年6月出版，第209頁），確是實事求是的論斷。
《西安半月記》中觸目之曲筆，尚有：“爾（張）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餘（蔣）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餘之寬容庇護，爾尚可安然遠遊海外。”此顯指九一八事，明明張受蔣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蔣背黑鍋，而竟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陳布雷畫蛇添足之筆歟？
《西安半月記》中已埋下嫁禍於楊虎城之伏線，如借張口曰：“餘（張）此次之事，楊虎城實早欲發動，催促再三，但彼（張）躊躇未允；唯自10月來臨潼親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第17頁）竟認為張受楊之煽惑，失之更遠，故張於台灣囚中作《反省錄》，不惜力言：“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西安事變史料》第一冊，第112頁）顯因蔣氏恨楊“堅決不主張送餘回京”，挾嫌彎曲，實可做楊氏一家於抗戰勝利後遭滅門之禍的伏線讀。
蔣介石脫險歸來，馬上背信棄義，把張學良扣留下來。張是自願而且十分堅持陪蔣回京的，為西安事變作了動人的收場。他於行前告訴孫銘九：“我抓了他，現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來，也是一抓一送。這樣豈不成了千古美談！”但是張學良看錯了人，蔣介石才不來這一套呢，他要泄一時之憤，顧不到“千古美談”哩！
回京沒有幾天，張學良就被蔣介石移付軍事審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蔣比作袁世凱。據傅斯年說，審判經過為“委員長所聞，甚氣，謂不放這小子回去”。（見汪子颺《傅斯年密函裏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研究》，第149—154頁；另參閱馬王《西安事變逸話》，《香港時報》1951年9月5日）最後，張學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國民政府在1937年1月1日核準。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同時要求請予特赦，理由是：“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才孔亟，該員年富力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尚複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又未可遽令廢棄。……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1月4日，特赦獲準：
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長居正。
張學良雖被特赦，但是，蔣介石的寬大是很可怕的，因為“加以銜勒”“嚴加管束”，最後淹沒了“需才孔亟”“戴罪圖功”，張學良還是“遽令廢棄”了。最不甘心的也許是硬不讓他帶兵去抗日。
近半個世紀來，蔣介石“拿著培養一個團部隊的經費”，看住張學良，隻是說著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從浙江溪口關到安徽黃山，從安徽黃山關到江西萍鄉，從江西萍鄉關到湖南郴州、沅陵，從湖南郴州、沅陵關到貴州修文，從貴州修文關到台灣新竹、北投，在蔣政權遷到台灣來以前，誰也見不到他，連東北耆宿兼國民黨同路人莫德惠，也不過在十二年中，一共隻見到他三次。
蔣介石不講信義，令宋子文、宋美齡這兩個調解人顏麵無光。宋美齡是妻子，無可奈何，隻是說了一句“我們對不起漢卿”的良心話。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對“他（張學良）送蔣先生回到南京後，結果中央卻拿他當‘犯人’看待這一點，似乎表露過十分的不滿”（見高山流《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而“宋子文覺無以對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戰未擔任政府正式工作”（見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曆記》），顯然也不無內疚與抗議的雙重意味。事變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又和好了。在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裏，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聲浪裏，在“停止一切內戰”的實行裏，在“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談話裏（蔣介石1937年2月24日談話），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的釋放裏，在西安事變八條件無疑大部分的同意裏……中國在走向自由，張學良在失掉自由——“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