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於西安事變發生時，越牆逃走，折腰受傷，回來後在滬杭溪口等地治病養傷，同時處理善後，有不少小動作，如審判張學良、自請辭職以及籌劃解決東北軍等，但是大方向已無可改變，內戰絕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國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華挑釁，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觀趨勢，非任何主觀意願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麵的毛澤東，於12月28日，針對他認為“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以蔣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相責、以信義相責，宣稱“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如果蔣氏放棄過去錯誤的政策，“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讚助”。（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第228頁）一周之後，中共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履行諾言。1937年的1月裏，國民黨終於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內戰正式停止。同年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在會上，一方麵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另一方麵也通過了聯合各黨各派的案子，但不許發表。（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會後，蔣介石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一麵主張開放言論，一麵禁止宣傳共產主義；一麵主張集中人才，一麵詆毀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一麵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麵強迫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轉引自楊樹標《蔣介石傳》，第316頁）。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壓迫下政策轉變中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多少反映蔣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繼續“剿共”的情況下，仍想以談判方式來收編中共的黨與軍。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周恩來曾赴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時為3月下旬。許多具體問題沒有結論，顯因蔣想借統一而融化之，而周則要在統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則上已達到國共合作的共識。中共遂於1937年4月15日發表《告全黨同誌書》，說明“今後發展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
1937年5月，蔣介石傷愈銷假後，與汪精衛一道到廬山，召集學者名流座談。陳布雷記道：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陳布雷回憶錄》，第121頁）
周恩來亦於6月4日上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蔣提出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其本人為具有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監督國共合作；紅軍由南京政府發表三個師的番號，朱德、毛澤東出洋；以及堅持國民黨派員擔任陝甘寧邊區正職長官等。蔣想吃掉中共的意圖仍十分明顯，周恩來哪肯接受，遂於6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於6月25日還是作了一些讓步，原則上同意組織蔣提出的那個“同盟會”，然必須確定共同綱領，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且保持中共在黨組織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獨立性。邊區正職長官可由國民黨派，但必須從張繼、宋子文、於右任三人中任選一人。至於紅軍改編，必須由朱德為指揮官。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協議未成。但是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大戰迫在眉睫，一致對外，已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了。毛澤東曾有一函給蔣介石，表示願意出洋，並不是國民黨所說的投降，而是在蔣的逼迫下（是蔣要毛出洋的），為了國共合作抗日，表示願意出洋；然而七七之後大戰一起，也就不了了之。總之，誠如大陸學者所說：“蔣介石雖然被迫與共產黨進行兩黨合作的談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義下，把共產黨聯合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聯合在國民黨當中逐漸融化掉。”（見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第294頁）
說到七七事變，許多學者喋喋不休爭辯誰在盧溝橋上放了第一槍。請問強盜在你家裏橫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來，誰先開打又有什麼意義呢？其實，事變在盧溝橋發生並非偶然，盧溝橋與豐台為北平對外交通的兩個門戶。日軍已於前一年的9月18日，強占豐台車站，如果再控製盧溝橋和宛平城，即可對北平形成合圍之勢，以鞏固其所謂“華北特殊化”之目的。日軍演習與士兵失蹤都是為了借故生事，後來那名失蹤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尋獲。（參聞劉鳳翰《抗日戰爭史論集》，第101—113頁）然而日軍仍要進入宛平搜查，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侵占宛平，宛平守軍起而抵抗，是謂七七事變。
北平市長秦德純於7月8日，發電報給仍在廬山的蔣介石，報告事變情況。據陳布雷說，蔣於9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見《陳布雷回憶錄》，第121頁）日本政府也表示不願擴大，但不擴大是以中國屈服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擴大。在蔣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無異政治自殺。同時毛澤東、朱德以下紅軍將士致電蔣介石，請纓抗日救國。蔣遂於7月16日在廬山又邀集全國軍政要人，舉行談話會。8月中共派周恩來等參加，提出《國共合作宣言》，主張發動全民抗戰，共赴國難。中共又作了些讓步，但仍堅持國民黨隻能派人參與指揮紅軍。蔣介石若即若離，直到8月中旬才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讓步，願意與中共共同抗日。
蔣介石雖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心知肚明日本軍閥氣焰正熾，不可能“覺悟”，則戰爭勢不可免。他於7月17日對盧事講話，實已為全民抗戰作了心理準備。（參閱蔣7月19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第二冊，第24頁）7月20日，蔣自廬山返京，國民黨內包括廣西李、白的反蔣派係，紛紛擁蔣抗日，更使蔣無從退卻，停戰談判破裂，日本侵略軍於7月28日深夜向平津大舉進犯，二十九軍頑強抵抗，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先後陣亡，不到兩三天，平津就相繼陷落。蔣介石於29日在日記上寫道：
曆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理，此不足驚異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第1140頁）
中日兩國軍力固然強弱懸殊，但是如此不經打，實在令人驚異。蔣於事前一再電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進尺，“中央決心運用全力抗戰”，要宋“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於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決，貽誤戰機，以至於倉促應戰，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持二十九軍，導致迅速潰敗，連失名城！他於7月29日記者招待會上，自認平津失敗問題，“願由餘一身負之”，並表明抗戰的決心。“抗戰”一詞，也是蔣介石首先堅持用的，以表示中國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應戰！
真正的全麵應戰，則是1937年8月13日的淞滬之戰。翌日，國府外交部即發表抗戰自衛聲明。9月19日，蔣終於同意中共有關紅軍改編的主張，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8月21日，正式公布《中蘇互不侵犯條約》。9月22日，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接納中共，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見，嚴格而論，“八一三”才是蔣介石決心全民抗戰的開始，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軍委會既成為最高統率部，編製大為擴充，設秘書廳以及六個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事宜。在舉國一致對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蔣介石終於成為統一中國之最高領導人。
這位最高領導人如何領導中國抗戰呢？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於1966年“恭印”了一本《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序中說：“揆諸領袖革命奮鬥之經過，凡世人以為萬無可勝之理者，領袖無不優為之。”其中最印證此理的，是說蔣介石“決定持久消耗戰略”以為“抗戰勝利的基礎”的幾段話。全文如下：
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絕不容許拿硬拚力戰的方法，去抵抗挾有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為了要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和避免敵人不斷攻擊的毀滅，乃決定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戰略：一方麵不斷地消耗敵人；一方麵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
在這一最高戰略運用下的戰爭指導，第一期要“以空間換時間”，來增強戰力；第二期則堅持敵後遊擊，來爭取“積小勝為大勝”，自始至終地領有著戰場，避免敵人的各個擊破，保持著主力，等待著有利機會的反攻。這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爭決策上最高的創意。
在這最高戰略運用之先，曾經遭遇著極大的危局，那就是開戰後的次月，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的8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後，日寇一麵以精銳的部隊沿平漢路南下，一麵以海軍陸戰隊從上海進犯。假如這個時候，平漢線的決戰不幸失敗，敵人即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分中國為東西戰場，留著中國沿海的重要物資，分割了中國奮起應戰的戰列部隊，整個抗戰的全局，將會因此支離破碎，喪失了持久消耗的憑借。
領袖洞察了這可慮的危機，毅然地以一部兵力集中於華北戰場，在平綏、平漢、津浦沿線各個要點，采取縱深的重疊配備，多線的分段設防，對日寇進行逐次的抵抗。特別是先機地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險阻，占領了側麵陣地，確保山西的天然堡壘，迫使進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側背威脅，不得不將向南的作戰正麵，改為向西進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長驅南下的威脅，使太原會戰延緩了第二年的武漢會戰。另一方麵，把主力五十多個師集中到華東，利用湖沼複雜的地形，對國際觀瞻所係的政略要區——淞滬，主動發起猛烈的攻勢。
這改換作戰正麵的大會戰，在吳淞、江灣、瀏河一帶，經過三個月的寸土必爭，迫得敵人將“由北而南”曆史上有利的作戰軸線（如像元朝對南宋的作戰，滿洲對明朝的作戰），改變成為“由東而西”不利的仰攻態勢。這主動攻勢的一戰，使敵人完全追隨了我軍的行動，喪失了主宰戰場的先機。這顯示中國“抗戰到底”決心的一戰，迫使敵人先後七次增援，動員精兵三十萬人，傷亡到六萬以上，將主力確實轉用到淞滬戰場。這開拓“持久消耗戰略”勝利之路的一戰，掩護了沿海學校工廠物資的西遷，和千千萬萬忠貞同胞的撤運，保留了指揮作戰的動能，造成了戰局持久的契機。
這顯示中國軍隊英勇浴血的一戰，不僅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唱出了“中國不會亡”的豪壯歌聲；海軍的勇襲敵出雲艦，封鎖淞滬一帶港汊，布放水雷；筧橋空軍的英勇擊敵；尤其是“八一四”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紀錄，擊敗了進攻中國領空的寇機，粉碎了敵人“三月亡華”的迷夢，換新了國際間東亞病夫的譏諷。但這輝煌戰績，不能不感謝蔣夫人領導建設空軍的辛勞。
這數不盡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領袖轉移南北作戰軸線的輝煌結果。這絕不是一般兵家所認為“違反節約戰爭原則”的看法，這是著眼深遠的戰略優勢作為！（第125—128頁）
史政局這一對“由北而南”作戰軸線轉為“由東而西”作戰軸線的歌頌，後來被蔣緯國一路和聲不絕。——自蔣介石死後，蔣緯國從發表《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1977年出版《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到1985年出版《八年抗戰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止，這位曾任戰爭學院院長和三軍大學校長的二公子，都一再重複演繹他父親這一“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蔣緯國的演繹，是以“強使日軍增兵上海，改變日軍作戰線方向”為主體的，重申“對上海之敵采取攻勢，以迫使日軍改變其作戰線為沿長江自東向西”。蔣緯國的結論是：
改變日軍作戰方向，是領袖在戰略指導上的傑作。這一傑作，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的企圖，造成了中國持久的條件，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拯救了中國的命運。
歌功頌德事小，曆史真相事大。讓我們先看看八一三淞滬之戰的經過。
就軍事常識而言，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甚至兵員都遠遜於日本，戰鬥力薄弱，絕無可能主動開辟戰場。相反地，日本為了要使中國屈服，故既於7月11日決定向華北增兵，複於7月12日製訂向青島、上海派兵的計劃。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穀川清，就主張進兵中國經濟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國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蔣介石判斷日軍可能在淞滬一帶發動，才主動備戰。當8月9日發生大山事件，11日，日本海軍雲集上海，提出無理要求，淞滬戰爭一觸即發，蔣始命張治中向上海推進。翌日淩晨占領租界周圍要地。但到達上海的部隊不過兩個師、一個旅。直至開戰之後，國軍主力始陸續從其他地區調入淞滬戰場，才實現主力轉移。可見蔣介石絕非故意要在淞滬一帶主動開辟戰場。而日方為使中國屈服，勢必要在淞滬大打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