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戰。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從此一協議可知，中共立場已漸由“討蔣抗日”，傾向張學良“擁蔣抗日”的主張。中共在19日又召開擴大會議，接受了“保蔣安全，消弭內戰”的意見。盛傳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共產國際來電施壓所致，是不確實的。共產國際確有“指示”，但至12月20日才到達保安（見毛澤東1936年12月20日20時致周恩來電），有關和平解決的方針早已定下來了。張學良兵諫之目的始終是“擁蔣抗日”，一旦蔣答應抗日，哪有不和平解決之理？說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共影響張學良，未免小看少帥的決心與獨斷。其實，張學良甚有主意。當西安事變順利解決後，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就因為張學良的兵諫目的已達，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但蔣氏回到南京後，口口聲聲說沒有答應任何事，如他在1937年2月18日五屆三中全會時，報告西安事變經過有雲：“中正始終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聽其有何陳說。”他以領袖人格保證的諾言，雖口說無憑，然而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放棄先“安內”的政策是最好的證明。證明張、楊的兵諫的確促使他把對內的槍杆子對外，也就是說不再打內戰而一致對外，也就是說對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負重”、不再退讓。此一“不再”之後，除非日本軍閥停止侵略，抗戰的爆發乃是時間的問題。果然，盧溝橋事件一發生，中國一抵抗，全麵戰爭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變與抗戰爆發的因果關係，十分明顯。若問抗戰是怎樣抗起來的，一個最簡單的答複就是西安事變，因為此事徹底改變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變達成停止內戰、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也即是此一事變的曆史意義。目的達到，當然是一種成功。對蔣介石及國民黨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變之後，蔣介石個人的聲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後所未有）。他的聲望大增，當然是由於全國人民相信他將領導抗戰。對共產黨而言，也是成功的，由於停止內戰使紅軍獲致喘息、重整以及發展的機會。唯一失敗的是事變兩主角。張學良被軟禁，楊虎城全家被謀害。而且，最想抗日的東北軍，不準抗日，慘遭解散！張、楊因促成抗戰而遭大殃，確是一個曆史性的大諷刺。
但是此一大諷刺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蔣介石處心積慮造成的。西安事變之後，蔣委員長決心領導全國抗日，聲望如日中天，他豈能予人一種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認西安事變有任何積極的作用與意義，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亂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脫險，是由於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偽造所謂《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不惜軍事審判張學良、不惜囚張殺楊、不惜宣揚張楊乃是目無法紀的軍閥餘孽。這一切都在製造懲罰叛逆的印象，而極力“淡化”其對抗日所起的積極作用。
蔣介石掩遮西安事變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記》。他說是當時的日記，因此不少曆史學者就把它當實錄來引證。吳天威的英文專著《西安事變：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樞紐點》（TheSianIncident：APivotalPointinModernChineseHistory），雖知《西安半月記》實出陳布雷之手（見第228頁），仍然據為“有名的日記”來引用，甚至據之證明張閱蔣之日記與文件後，態度改變，流淚後悔。（第86—87頁）李雲漢撰寫的《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檔案資料，於“事變經過”一章中，一再長篇征引《西安半月記》所述，視為最信實的史料，並據之以重建西安事變半個月的史實。（參閱第49—75頁）
然而《西安半月記》全文起承轉合，一氣嗬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記。其淺近文言，更神似陳布雷的手筆。果然，陳布雷於1948年歲暮自殺後，上海二十世紀出版社影印其手寫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書前並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於1967年，由台北傳記文學社，以鉛字排印出版，書名《陳布雷回憶錄》。觀其內容，稱之為《陳布雷自編年譜》似較恰當。譜中民國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12月26日有這樣一段記載：
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餘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記錄，於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傳記文學版，第118頁）
是知所謂在西安的對張、楊訓詞，乃是返抵南京後，陳布雷根據蔣氏夫婦授意而編寫成“詞”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變之結束，由於張、楊勇於悔過。
不僅此也，又於民國二十六年丁醜（1937）2月2日條記道：
蔣公赴杭州，餘（陳布雷）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曆年，辟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時適陰曆元旦，寓中寂無他人，望弟來助餘繕寫，既成乃赴滬，蓋蔣公歸西愛鹹斯路之滬寓請醫檢視身體也。（第120頁）
是知《西安半月記》也並非蔣氏12月11日到12月25日的日記，而是陳布雷遵照蔣氏的意思，在旅館中“閉門造車”的產品，而且“工程”不小，還需“望弟來助餘繕寫”（“望弟”係陳布雷妹夫翁祖望，為陳之機要秘書，女兒為中共地下黨員，後嫁蔣姓，即現任中共人大委員長之喬石，喬石本姓蔣）。陳氏生前沒想到要發表的手稿，居然無意間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寶貴的史料，雖早於1948年問世，卻不被許多研究西安事變的專家所注意與引用。
《西安半月記》既由陳氏事後編造，嚴謹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視為蔣氏日記來引用。不過，陳氏既秉蔣氏意誌而編造，仍然具有史料價值，其價值在於足可反映蔣氏的“後知之明”（anachronism），乃是蔣氏事後對西安事變的主觀論斷與定位。
陳布雷編寫的蔣氏日記從12月11日起，正好是事變的前夕，所記種種疑點，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有二人，向餘對立者約十分鍾，心頗異之。”“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餘甚以為異。”此乃寫文章的伏筆，以及“後見之明”！通篇用意，無處不在維護以及裝飾領袖的尊嚴。其實，西安事變之後，“擁蔣抗日”的趨勢已不可逆轉，為了舉國一致對外，維護領袖的尊嚴自有必要，張學良不計後果，堅持陪蔣返京，有若負荊請罪，亦就是要給足蔣氏麵子。然而《西安半月記》更有進一步的發揮，盡量凸顯委員長正氣凜然的形象，若謂：“餘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爾有武器，我有正氣；我雖然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為餘之武器，餘必捍衛民族之人格，而求無愧為總理之信徒，無負於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張學良等因讀其文件日記，受其偉大人格感召而釋放他，甚至借宋美齡之口，將其西安蒙難，與孫中山廣州蒙難相比擬。類此顯然不僅僅要維護一時之顏麵，直欲借此“日記”，以塑造千秋的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曆史真相，則必須揭除神聖的麵紗，以見真麵目。我們不妨以《西安半月記》所記，與其他當時人的記錄對質一下，比而觀之。《西安半月記》對被捕時一刻的描述是：
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岩穴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為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擊以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鬧！”餘乃抗聲答曰：“餘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如爾等以餘為俘虜，則可將餘立即槍殺，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稱不敢，向天空發槍者三，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矣！”旋孫銘九營長前來，向餘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餘乃知圍攻行轅者，為張之衛隊第二營也。孫隨護下山，至華清池行轅前，餘欲入內稍憩，見門內物件紛亂，屍體枕藉。孫堅請餘登車入西安，謂：“委員長所居之室，已淩雜不可居，營長奉上官命，請委員長入城。”餘命孫：“找爾之副司令來！”孫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對上官叛變，實對國事有所請求，將麵陳於委員長，望委員長接納吾人之所請。”餘怒斥曰：“叛逆狂謬至此，無多言，欲斃餘，則速斃餘可也！”孫與第一○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又向餘敬禮，請登車入城。餘欲見漢卿詢其究竟，遂登車行。（《西安事變史料》，1983年出版，上冊，第4頁）
文中的孫銘九營長亦有回憶，臨潼扣蔣應是他一生最難忘的一刻，同樣一事，請看他是怎樣寫的：
此時天色即將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將蔣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麵的陳思孝（衛隊營一個班長）喊著：“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裏呢！在這裏呢！”我應聲趕緊跑上前去，隻見蔣介石剛從洞裏出來，彎著腰扶著石頭站在洞口邊，衛隊營的衛士們四麵包圍著擁擠在左右。發現蔣的陳思孝和衛士們報告說，我們先看見這塊大石頭旁邊像有人在走動，一會兒又沒有了。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裏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裏麵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隨後站了出來。我走到蔣介石的麵前，隻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時，蔣的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你們是哪裏來的？”蔣問。“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我解釋並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裏等著你呢！”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蔣的腰痛是真的，是他從五間廳往外逃跑翻越後牆時摔的。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願意進西安城。我和幾個衛士便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汽車。我也上了車。（《西安事變親曆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21—222頁）
兩文對照，用詞遣句雖異，所述事情實同。孫銘九的回憶樸實無華，口口聲聲委員長，並無故意貶誣之處，讀來生動真實。反觀陳布雷編寫的蔣氏回憶，則刻意修飾，一心想在極為窘困的情況下，描述領袖之臨危不懼與義正詞嚴，以凸顯蔣氏的尊嚴，不免言過其實，過度渲染。如謂孫銘九一見到蔣，“向餘長跪而泣！”蔣、孫初次麵對，孫絕無向蔣“長跪而泣”的感情，今見孫氏回憶所述，蓋知跪泣一景，乃係虛設，而非實有。
我們把蔣介石的說法與孫銘九所記對質，可得八點：
一、蔣介石說聽到他的侄兒蔣孝鎮“與叛軍厲聲爭執”，這是替蔣孝鎮臉上貼金，事實上，孫銘九說蔣孝鎮“這個家夥已經嚇得麵無人色”，講話“半吞半吐”，又何來“厲聲爭執”？在蔣孝鎮表示不知道蔣介石行蹤後，孫銘九即拿槍對著他說：“你不說真話，我馬上斃了你！”於是蔣孝鎮“趕緊回頭向山上看了一眼”。孫銘九就按著“目指的方向，指揮隊伍往上搜查”。
二、蔣介石說他被發現時“抗聲答曰：‘餘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裏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裏麵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隨後鑽了出來。”
三、蔣介石說孫銘九一見他就向他“長跪而泣”；孫銘九回憶卻是：“我走到蔣介石的麵前，隻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時，蔣的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下穿一條白色睡褲，渾身都是塵土。‘你們是哪裏來的？’蔣問。‘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我解釋並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裏等著你呢！’”
四、蔣介石說：“找爾之副司令來！”孫銘九回憶：“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蔣的腰痛是真的，是他從五間廳往外逃跑翻越後牆時摔的。”
五、蔣介石說“遂登車行”；孫銘九回憶卻是：“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來到華清池，蔣又不願意進西安城。我和幾個衛士便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車。我也上了車。”
六、蔣介石說上車後“孫銘九與唐君堯旅長既扶餘登車，夾坐餘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車前，即張漢卿親信之侍從譚海”；孫銘九回憶卻是“在車裏，我坐在蔣的左邊，唐君堯坐在蔣的右邊；前麵是副官長譚海和司機。蔣皺著眉頭剛說出‘太擠了’一句話，隨即又把話咽了回去。車子向西安奔馳著，蔣不斷地用手撫摸胸前，緊閉雙眼，口中噓噓地呼著長氣。我問道：‘今天以前的事過去了，今天以後怎麼辦？’蔣說：‘你們副司令有辦法了。’‘我們副司令擁護委員長抗日。’我說。‘我也沒有不抗日呀。’蔣小聲說，‘打共產黨是國策，沒有錯，是我決定的。’蔣顯然是動氣了。我據理反駁。他說：‘你！……我是國家領袖、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國策是由我決定的，國策沒有錯！你不懂！’蔣此時神態改變，怒形於色，並說：‘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你不要再和我說話了。’遂閉上眼睛。到灞橋附近，路上軍隊甚多（後來知道這是張學良派來協助衛隊營扣蔣的），汽車時停時走，蔣眼睛向外看，不一會兒沉寂打破了，他問我：‘這是哪裏的軍隊？’我簡單地說：‘東北軍。’車到西安城門，門口有崗哨值勤。蔣又問：‘這是哪個軍隊？’我說：‘十七路軍。’進城門後，車子一直開到新城大樓綏靖公署，我和蔣下車進入早已預備好的住室。”
七、蔣介石說抵新城大樓後“孫銘九以護衛之責交付於宋而去”；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同蔣進屋後，把他引到一張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蔣的右後側，靠著一個小茶幾。蔣仍手撫胸膛，一言不發。隔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口，幾次讓我坐下，並重複說：‘你是個好青年。’這時有人進來送茶，又有人送來張學良的大衣，以後又送來牛奶。蔣不喝也不穿。他問我：‘你們副司令怎麼還不來？’我隨口答應道：‘馬上就來的。’蔣又叫道：‘叫你們副司令快來！’我沒有答應。約半小時左右，張學良穿著藍色絲綢棉袍推門進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對蔣微欠身子，劈頭便說：‘委員長受驚了！你這回交給我做做看！’蔣說：‘我看你有什麼好辦法！’這時我後退了出來，剛出門，便聽到張與蔣爭吵起來，聲音很高。上午十時，我走出了新城大樓。……”
八、蔣介石說第二天孫銘九來見，請他移居，他說：“此處即我死處，餘誓死絕不移出此室。”孫銘九回憶卻是：“12月13日晚間11時許，張學良把我找去，說：‘我想把委員長搬到咱們這裏來住，劉師長去請，他不肯來。我看你與他對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辦法請他一定搬到這邊來。’我即去新城大樓，為了免除蔣的恐懼，我特意將服裝整理一下，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後，才小心地推門進去。剛向蔣敬禮還未開口，他便驚慌地急問：‘你這麼晚來做什麼？’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請委員長搬家，命令我來接委員長。這裏不舒適，副司令公館旁邊的新房很清靜，請委員長起來同我一起走吧！’蔣即說：‘我不去，我不去！今天這樣晚了，你來幹什麼？明天再說，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說：‘請委員長起來走吧，晚間外邊無人，方便些。’說了半天，他還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強行事，便後退一步說：‘今天黑夜委員長不願意搬，我回去報告副司令一下。’蔣鬆了口氣說：‘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來用電話報告了張學良，張說：‘就等明天吧。’這時已是淩晨一點鍾了。次日（12月14日）下午，張學良又叫我去看蔣，並問他是否需要什麼東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靜下來，便於進行談判。這次見麵，蔣似乎已明白我昨夜來此並無加害他之意。我一進門，蔣即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好青年。’接著講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誠愛國的故事和孫中山蒙難得救的經過等。神色與昨天不同了。又說：‘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軍事最高長官，軍人應以服從為天職。你是軍人，應以服從長官為重。’我看出蔣的用意是要我服從他，便說：‘我絕對服從我們的副司令。’他又轉了話題說：‘你家中都有什麼人，東北家鄉還有父母嗎？我也是貧農出身的。’想用這些話來取得我對他的同情。蔣最後還說：‘以後你常到我這裏來聽故事吧！’我回去把這些情況都向張學良做了彙報，張說：‘隨他講去吧。’”
根據以上的八點對照，發現在蔣介石的筆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臨危不亂的、視死如歸的、神氣活現的、大義凜然的；但在孫銘九的筆下，他卻是藏頭縮尾的、狼狽不堪的、貪生怕死的、張皇失措的、喜怒無常的、坐在地上耍賴要馬騎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稱讚孫銘九是“好青年”，據孫銘九告訴陳平景，從捉蔣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蔣介石的性格，一麵是上海潑皮的性格，一麵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蔣介石最後且以“孫中山蒙難得救”的故事想打動孫銘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孫銘九押送蔣至新城大樓後，即辭出，前往張、楊處報告經過，乃由楊虎城部特務營宋文梅營長監視，形影不離，以察言觀行。《西安半月記》記蔣、張於事變後首次見麵：“約半小時後，張始來，對餘執禮甚恭，餘不為禮，張垂手旁立。”宋文梅則記張於9時30分左右到達，“蔣見張來，神色突變，仍待在坐椅上，繼續出聲長籲。”所謂“不為禮”者，乃張二次對蔣說：“委員長！受驚了？”蔣不作答。至於“執禮甚恭”“垂手旁立”，顯然是文人踵華之詞。最後蔣還是說了話，令人感到蹊蹺的是，至此蔣已知東北軍發動兵諫，而《西安半月記》竟謂：“餘（蔣）問：今日之事，爾（張）事前知之乎？（張）答：不知！”蔣之問，已屬多此一問，而張居然說“不知”更不可能。細閱當時在場的宋文梅之追憶，始知當日中午蔣要與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見麵，蔣與邵談話時要宋離開，宋不肯，乃聽到蔣問邵：“西安發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嗎？邵答不知道，蔣聽後便不再說話。”（宋文梅《我所經曆的西安事變》，載《西安事變親曆記》，第251—254頁）顯然，陳布雷在寫文章時，“邵”冠“張”戴了。益見若果係蔣氏當日日記，絕不可能有此誤記，轉手陳布雷又不及細察，因而有此不自覺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