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種事項期望，均承諾之，且自動實施。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應欽。
何應欽親筆簽字答應梅津承諾日本人的“各種事項期望”，並且“自動實施”，還不夠稱作“協定”嗎？如果不是“協定”，日本人會“頗表滿意”（高橋覺書的作者高橋坦的話）嗎？事實上，何應欽簽這個字，並不像蔣介石所說的那麼輕鬆，他在被迫之餘，立即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請示，並附原文，汪院長複電同意，何遂於6日簽署。近台北黨史會出版的抗戰史料中，收錄了一封出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的電報，即何應欽在簽字那天發給蔣介石的。全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哂密極密。關於河北糾紛事件，日方必欲我做正式書麵答複，經與汪院長再三斟酌考慮，曆時三星期，一再與日方磋商，近始決定由職備一普通信，送達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其文曰：“徑啟者：6月9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何應欽二四年7月6日”等語，原件於今日寄平軍分會，派人送高橋轉交梅津，此事即算告一段落，知注謹聞，職應欽。魚未秘印。
兩天後，7月8日，蔣介石覺得不妥，又致何應欽，指示他致梅津函“從緩發出”，謂：“即使要發，亦應有字句之改正，發否盼立複。中正。齊申機蓉。”翌日，何應欽回電，當然已經發出了。蔣介石對全國中學校長的講話中，說得很輕鬆，但原件資料顯示，蔣、何兩人都不輕鬆，因為他們心裏明白，這明明是一種書麵的協定。既已白紙黑字簽了字，又要賴賬，是不可能的。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肯簽《何梅協定》呢？一語道破，他要貫徹“安內”政策，內既未安，他要不計一切代價地不抗日。當時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呼聲愈來愈高，當然對蔣介石有壓力，但他不為所動，堅持安內的既定方針。
蔣介石的不抵抗，如果能獲得日本政府的善意響應，尚有可說，但日方是橫蠻無理、得寸進尺的。然則不抵抗非僅不能救亡，反而會導致速亡！如果不抵抗可以贏得國際幹涉與調停，亦尚有可說，但國際強權對製止暴日，並不熱衷，而不熱衷的原因之一，乃中國太亂、太弱、太沒出息。如果中國人團結一致，舉國抗日，打出一兩次像十九路軍在淞滬那樣的英勇抵抗，必會令國際刮目相看，增加幹涉與調停的意願。其實，國際上關注九一八事變，主要不在日本侵占中國東北，而在乎日本違反了1928年締訂的《非戰公約》，使世界安全秩序遭到威脅。如果中國強烈反抗，不僅日本會因付出較高代價而有所自製，而且國際上也會更努力製止日本用暴力解決國際爭端。是以，我們認為如果蔣介石全力支援張學良抵抗日軍侵占東北，日本很可能不敢製造滿洲國，也不一定會因九一八而導致全麵的中日戰爭，所謂能戰始能言和，是有道理的。國府首任駐日大使蔣作賓於九一八後的11月20日記道：
日報載，南京聞齊齊哈爾失陷，當開秘密會議，有蔣前往東省督戰之說，各方人心至為奮激，美國得此消息亦態度轉硬。（《蔣作賓日記》，第382頁）
此則並非空穴來風，美國駐華武官邁耶（WilliamMayer），曾於情報函中提到：
本周最轟動的消息：“蔣介石在（1931年）11月19日國民黨四全代表秘密大會上鄭重宣布，他已決心北上盡其職責，為黨國效命。”雖然是秘密會議而蔣的決定立即傳出去。許多報道稱他即將離開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StatesMilitaryIntelligenceReport，1911—1941微卷一，ReportNo.8149，1931年11月12日—25日）
但是事實上，他離京並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機下野，以表示他原來是要親赴東北督戰的，隻因被逼下野，壯誌不酬！我們如稍用點腦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後不抗日之故。如決心抗日，必能團結黨內外的抗日共識，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後，抗日不僅是國內的共識，連美國駐華武官也鄙視中國不抵抗，而為馬占山喝彩，讚揚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認為其表現出來的“戰鬥意誌”，足以贏得中國抗日的最後勝利。外國人旁觀者清，更能看出當時中國的分裂與不團結。但是團結的最大障礙乃是元首蔣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國內的敵人身上，而不太在意國外的敵人。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絕對錯誤的、絕對說不通的，連國民黨元老胡漢民都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是自殺政策，主張從“攘外中求安內”。（見《什麼是我們的生路》）但蔣為什麼要堅持他的錯誤政策呢？甚至於在九一八以後，他仍然頑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是說把國內的敵人解決之後，再談抗日，這個“先安內後攘外”的口號，似是振振有詞，其實經不起分析與駁斥。所謂“安內”，即要消滅“共匪”。其實，在我們看來，國共兩黨乃是孫中山這個政治母親所生的難兄難弟，國共內戰絕對可說是鬩牆，不過兩黨到底有些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勉強可說是打“思想戰”。但蔣介石要安的內，豈止共產黨！他還要消滅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諸多“雜牌軍”。“其他”都是國民黨，對北伐又有功，還是不行，照蔣介石看來，他們是“新軍閥”。但是蔣介石要安的內，又豈止於國民黨內的新軍閥，像胡漢民等國民黨元老，照樣要“安”！是以要“安內”成功，必須等到蔣介石成功地鏟除一切反對他以及可能反對他的勢力。
還有一個理由，說是中國太弱，需要時間養精蓄銳、整軍經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還說，中國抗戰得還太早，如果再過幾年中國更強了，抗日可更加成功。這種說法實在可哂。這些人似乎認為，那時的日本帝國正在走下坡，而中國正在欣欣向榮。事實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後日本軍國日盛，而中國的情況則每況愈下。要“安內”去拚命打內戰是培養國力的辦法嗎？繼續內戰絕對是繼續消耗有限的國力。所以，從這個觀點看，先“安內”再抗戰根本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因為真正“安內”完畢，中國更加沒有“攘外”的本錢，油盡燈枯，還抗什麼戰？
蔣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國騷然。蔣作賓於九一八之後十日，記道：“南京有六百餘學生圍攻外交部，王部長（正廷）受重傷。此間（日本）留學生亦有請願回國之集議。人情奮激，莫可如何。”（《蔣作賓日記》，第363頁）10月2日又記：“文武各學生均來要求回國。舌敝唇焦，苦口勸導，終不見聽。”（同書，第365頁）12月8日又記：“聞國內學生大鬧，共產黨亦乘機而起，前途未可樂觀。”（同書，第389頁）12月15日又記：“南京學生大暴動，搗毀中央黨部及外交部，各處已成無政府現象。蔡元培、顧維鈞等均受重傷，蔣介石通電下野。”（同書，第391頁）如果蔣介石真要北上督戰抗日，群情激憤的學生能不歡欣若狂、一致擁戴，還需要下野嗎？在廣州的胡漢民等國民黨因抗日而反蔣，蔣若抗日，又何必反蔣？
然而抗日激情不僅僅見之於年輕學生，穩健持重的國之碩老，如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電呼籲抗日。章太炎尤其積極，九一八之後，他並未立即抨擊南京政府，因國難當頭，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蕩下領導抗日，但當他發現此一政府既無抗日的計劃，更無抗日的意願時，他便公開譴責南京政府賣國！1932年元月20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良等於上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並致電南京當局：如果當局不願或不能抗日，便應下台，由別人來領導抗日。章太炎當然知道一旦與日本開仗，中國很可能被打敗，但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不能站起來為維護主權而戰，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國家。他雖失望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卻受到東北義勇軍以及十九路軍抗日的鼓舞，乃不顧衰病之軀，決心到北方一行，當時陸路已經阻塞，遂改由海道經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見的是張學良，他與學良有舊，想借其個人的影響力促使學良抗日。據湯國梨的回憶，學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蔣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隱情。至此他更深一層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堅不抵抗，對蔣介石亦益為鄙視，故尚在平、津一帶訪問時，即已嚴厲批評政府，同時趁講學之便宣揚愛國精神，鼓勵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