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甲午之戰後，即有侵華的野心。《馬關條約》不僅要求朝鮮獨立，以便日後的並吞，且要割取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幹涉還遼，補償賠款了事。此事至少說明兩項事實：其一，日本對中國確有領土野心；其二，帝國主義在華的均勢。俄、德、法三國並非有愛於吾華而幹涉還遼，實因其本身的帝國主義利益，雅不欲日本來破壞在華之均勢也。但歐戰一起，列強忙於空前未見的大戰，全力投向歐洲，無暇東顧，不得不讓日本在遠東崛起，破壞均勢，日本對華侵略的步步深入，乃是勢所必然，如幣原大借款、如二十一條、如山東問題，接踵而至。巴黎和會上提出的山東問題，證明列強所尊重的是強權而不是正義。中國與日本同屬戰勝國，卻要把山東的權益移轉給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對此事的反應是強烈的，爆發了有名的“五四運動”。但在蓬蓬勃勃的情緒揮發之後，舉國上下並沒有把精神放在麵對日本的侵略上，更沒有處心積慮來思考如何救國，仍然繼續內爭，打內戰，從軍閥混戰到革命軍的北伐，槍口一直是對內的。
北伐的勝利，至少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全中國人民對軍閥的厭惡——他們賣國，他們喜打內戰，他們欺壓老百姓。北伐勝利之後，創立了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蔣介石時代來臨。蔣介石及其國民黨雖以“民族主義者”自居，但他們對民族前途的考慮，並不比舊軍閥好，有時更壞。他們同樣地出賣國家利權，同樣地打內戰，同樣地欺壓老百姓：國民黨打內戰甚至打得更凶，先是1927年的血腥清黨，然後是1929年的“武漢事變”，用武力來消滅國民黨內的異己——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1930年的“中原大戰”，用更大的武力來消滅國民黨內的另兩個異己——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與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中原大戰的慘烈，對國家元氣的損傷，實為軍閥時代所未曾見。更由於中原大戰，蔣介石遊說張學良進關助陣，讓日帝有機可乘，導致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攻占沈陽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在東北的關東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想鯨吞滿洲，顯然是由於中國人的沒出息，自相殘殺，不能一致對外，使之有機可乘。九一八發動的那一天，蔣介石正在南昌坐鎮“剿匪”呢。蔣介石在文稿中、在日記裏，引九一八事變為恥。他以為恥，因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日軍攫取了東三省。事實上，中國軍隊根本沒有還擊，根本沒有抵抗。張學良及其東北軍背負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不抵抗”的命令卻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下的。張學良手中握有“不抵抗”的電令，並曾對一些人透露過，包括北上責問張學良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內。其實在九一八之前，報上已登出蔣介石不欲抵抗的指示。萬寶山事件後，蔣介石即已自江西發電給南京政府及張學良說：
官民協力抑製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1931年7月15日的《盛京時報》）
同年8月16日蔣介石又拍銑電給張學良，說得更清楚：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張學良接到命令後，於9月7日打電報給在東北的臧式毅代主席，有雲：
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電文今藏遼寧省檔案館《日人中村案》第一○四號）
可見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僅事後不是什麼秘密，事前亦甚明顯。精於情報的日本關東軍豈能不知？你不抵抗，我豈有不撿便宜之理？九一八一發動，中國果然不抵抗，如待宰的羔羊。不抵抗才是蔣介石之恥，但蔣介石卻要張學良代背黑鍋！
為什麼不抵抗？有許多人說，中國太弱，不能與日本打。但抵抗不是宣戰、不是挑釁，而是敵人打上頭來時，必然的自衛行動，打而後輸，總比不打就輸要好。何況九一八時，在東北仍有不少部隊。1930年張學良進關時，隻調進七萬人。駐在關外的遼寧有六萬人、吉林有八萬人、黑龍江有五萬人，共計仍有十九萬人之多，而日本關東軍僅有一萬多人。一萬多的日本關東軍，不折一兵、不損一將，輕易地奪去了東三省，而且乘機劫掠，據不完全的估計，中國的財產損失在十七億以上。最可悲的是武器與彈藥的損失，據最保守的估計，日本接收飛機二百六十二架、迫擊炮及其他各種火炮三千零九十一門、戰車二十六輛、步槍和手槍十一萬八千二百零六支、機關槍五千八百六十四挺。（數字見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資料》第一卷）這樣多的武器，如果東北軍拚命抵抗，縱然失敗，也必然給關東軍以相當的創傷，挫其侵略銳氣。不抵抗的結果，不僅平白讓敵人奪去土地與武器，而且更增敵人的氣焰，使其更進一步想要染指華北！
1931年11月14日，也就是九一八後兩個月差四天，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外宣言中乃力稱：“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
半個月之後，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外交部長職宣誓會上的訓詞中又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
九一八以後的一·二八事變，我們已經看到是十九路軍開打的。蔣介石下野複出後，一心一意設法與日方妥協，締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議，並把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去打共產黨。
1933年4月7日，蔣介石在《對剿共軍事將領訓詞》中，更強調：
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係。……專心一誌剿匪……無論外麵怎樣批評、毀謗，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西安事變資料》第一冊，第6頁）
這是他在“自己人”麵前所說極為露骨的話，東三省與熱河如此輕易地失去了，居然“沒有多大關係”，可見他站的是什麼立場。為了“專心一致剿匪”，隻有繼續遷就日本。同年5月便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中國軍隊答應撤退，並保證“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蔣介石更於7月28日，以“妨害統一政令”為名，通電迫馮玉祥解散民眾抗日軍。但是處處退讓、“忍辱負重”，並不曾減輕日軍的步步進逼，進一步又要製造蒙古國了，又要強迫中央軍退出華北了。然而，日本得寸進尺，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繼續“忍辱負重”，以至於在1935年7月6日，何應欽奉命簽訂了可恥的、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因其可恥，所以事後何應欽與蔣介石都矢口否認，說是根本沒有《何梅協定》這回事。最近在台北出版的《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第433至434頁中，隻提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聲明，認為“所謂‘何梅協定’，實係有意造作之名詞”！當然在這本《紀事長編》中，不會有7月6日一條，從6月30日一跳就跳到9月初去了。蔣介石在1936年1月15日對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與學生代表的講話中，也否認有什麼《何梅協定》，說是日本人的宣傳，“完全是自欺欺人”“絕對沒有這一回事”，但同時又露出馬腳，欲蓋彌彰。蔣委員長說：
去年6月的時候，日本向何部長提出要求中國撤退河北境內的中央軍隊，並撤銷所有平、津、冀、察黨部和特務機關，何部長回一封極簡單的信答複他說，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們中國已經自動辦好了，不必訂什麼條約，信中隻說這幾句話而已。
既然是書麵答應了別人的要求，而且“自動辦好”，再簡單也是“協定”，有義務要遵守的。再說，這封簡單的信，並不簡單，原是日本人代擬的文稿，要何應欽簽字的，其中並沒有“不必訂什麼條約”雲雲。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