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命令既下，何應欽左翼軍的七個師擔任主攻，自南城、南豐向廣昌、寧都進發，企圖捕捉紅軍主力，結果撲了一個空。左翼第一路挺進軍總指揮陳誠、第二路挺進軍趙觀濤，到處尋找無著，疲於奔命。原來朱毛軍自南豐、建寧一帶，沿武夷山經過長汀、瑞金、雩都西移，來了一個外圍大圈的“千裏回師”，於7月28日結集於興國縣的高興圩地區。此時右翼軍上官雲相所率的第三路進擊軍，自永豐抵達龍崗，與找不到紅軍主力的陳誠相遇，以為紅軍已經流竄而去，陳誠續向東固行進，上官則西向蓮塘前進。8月3日，右翼蔡廷鍇的第一軍團三個師行抵崇賢，左翼第四軍團蔣鼎文的一個師進至興國，左翼陳誠的兩個師到達富田，與紅軍主力在贛江東岸對峙。朱毛派一部偽裝主力退向萬安，蔣介石的偵察飛機誤以為真，立命陳誠西進撲向萬安，令趙觀濤與蔣鼎文進軍良口，欲殲紅軍主力於贛江之畔。然而朱毛三萬主力實未西移，調虎離山後，於6日中午來到蓮塘，等候石翼第三路上官雲相來投羅網。上官所轄師旅回良村進向蓮塘時，果然鑽進紅軍的“口袋”，遭到伏擊，一個旅全殲，旅長譚子鈞陣亡。在良村的旅長張鑾紹被擊斃，消滅了一個團，三千餘人被俘，繳獲槍炮馬匹更多。之後，朱毛又令一軍佯攻龍崗，實際率主力東進，包圍黃陂，與左翼第三軍團朱紹良的毛炳文師對壘。7日午時，紅三軍彭德懷和紅四軍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黃陂，殲敵三個團後，師長毛炳文於午後三時向寧都方向突圍而去。8月中旬，朱毛又以紅十二軍引走衛立煌、趙觀濤、陳誠諸部，使紅軍主力得以在白石與楓邊地區整休，以逸待勞。是年9月初，兩廣異動，兵指衡陽，朱毛乘機殲滅蔣鼎文的一個旅於老營盤，擊敗蔡廷鍇的一個團於高興圩、一個師於方石嶺。及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敗績而收場。此役動員三十萬人，進入贛南蘇區，跑上千裏路，周旋四十餘日，不僅沒有捕捉到紅軍的主力，而且又是損兵折將。何況蔣介石親自督師，並侈言“剿匪任務約月內可完”（見蔣1931年7月19日複福建省主席楊樹莊電）、“預計本月可全部殲滅”（見蔣介石同年7月23日“剿匪宣言”）。結果又落此慘敗，真是顏麵何存？紅軍方麵雖有紅三軍軍長黃公略被飛機炸死，士兵傷亡約六千人，但斬獲甚多，除獲得大量人員與武器外，中央蘇區擴張為二十一縣連成一體的贛南、閩西地盤，麵積達五萬平方公裏，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勢。“剿匪”變成扇風，愈扇火勢愈大。
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繼續內戰，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內”，哪有把國力消耗於內戰之後，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憤與黨爭，逼蔣第二次下野。複出之後，弄到淞滬停戰協議，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旗幟（見《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二十期），積極組織第四次“圍剿”，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然難度也增一成，蔣介石必須在全國抗日怒潮中，強行“剿匪”！同年12月14日，駐守寧都的一萬七千名官兵，因不準北上抗日，徑自投共去也。
蔣介石雖然繼續稱共為“匪”，但已不敢小視，實已把數萬紅軍當做大敵，動員數十萬眾。為了應付浩大的軍費，還向美國政府借得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小麥貸款。這一次，他決定對贛南中央蘇區先采守勢，於1932年5月23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欲先鏟除這三個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據地。他以武漢為總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軍，自兼中軍，以劉峙為副，何成濬指揮左路，副總司令李濟深兼右路，以王均為副。在戰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即令地方厲行保甲連坐之法；在戰術上，“先肅清鄂中與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見蔣介石1932年6月8日致朱培德、李濟深電）
蔣總司令於6月28日抵武漢部署，7月2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員，要他們注意守土責任，要求各縣長應具與城共存亡的決心。翌日又召見湖北士紳，征詢意見。7月12日，親自主持全省縣長會議，做長篇訓話，“希望湖北最近能剿滅赤匪，並且今後要做一個模範省”，要“剿滅赤匪”，須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這一點很可能是外國顧問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國藩、胡林翼的精神（這一點絕對是他自己的）。（參閱《蔣總統秘錄》，第1991頁）
此次“圍剿”的軍事行動，自1932年7月上旬陸續開始。先以數十萬大軍進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區，七裏坪一戰，蔣於8月20日致王均電曰：“據俘匪供稱，幾乎喪失十之七八。”這一說法是靠不住的，因據紅四方麵軍俘虜蔣軍一軍官說，此戰國民黨有六名團長陣亡，傷亡一百二十餘名（見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二卷，第198頁），可謂雙方各有傷亡。不過，張國燾指揮的紅四方麵軍的確於七裏坪戰後準備撤退，於10月間率主力經豫陝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區的紅三軍也被迫轉戰於襄北、豫南、陝南，進占湘鄂邊區，再轉移到黔東打遊擊。蔣介石對這一仗十分滿意，不僅驅走了紅軍，而且解除了蘇區對武漢的包圍形勢。他高興地把新集縣改名為經扶（劉峙號）縣、金家寨改稱（衛）立煌縣，並於9月22日向國府主席林森報告戰果說：
金家寨已克，長江北岸赤匪不難根本肅清。刻來廬山準備清剿江西殘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厪念。（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第388頁）
所謂“江西殘匪”，即贛南中央蘇區，這是蔣介石的下一個步驟。此役總部仍然設在南昌。在發動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諸如開築公路、構築碉堡、興辦保甲、封鎖蘇區等。“圍剿”的軍事行動則分中路陳誠、左路蔡廷鍇、右路餘漢謀。蔣介石此時受到抗日的壓力愈來愈大，而日本卻不肯放緩腳步，步步進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盡速“肅清殘匪”。在他的邏輯裏，“剿匪”成為抗日的先決條件。（參閱《蔣總統秘錄》，第1001頁）在積極推動下，陳誠率主力中路軍於1933年1月1日開始進攻，由贛北南犯，左路軍負責肅清閩北，右路軍負責“清剿”閩贛粵三省邊境。蔣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飭，於1月30日舉行“剿匪”軍事會議，並於2月6日自兼“江西剿匪總司令”，設行營於南昌。但是日本已於1月3日攻陷山海關，威脅熱河，國內抗日情緒更為熾烈，許多國民黨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於“剿匪”的士氣特別低落。而陳誠的主力軍又在2月底3月初在黃陂嚴重受挫，國民黨編的《剿匪戰史》說，“激戰兩日，雙方受創甚重”，掩遮了慘敗的真相。讓我們看看蔣介石於3月4日給陳誠的電文，便知端倪：
我軍此次進剿，不幸第五十二與五十九兩師在固崗、霍源橫遭暗襲，師長殉難，旅團長以下各軍官前仆後繼，奮勇殺賊，衝鋒陷陣，至死不屈，此乃為本軍未有之情事，其精誠實足以驚鬼神、動天地而寒賊膽也。中正接誦噩耗，悲憤填膺。從此我剿赤將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著我已死先烈之血跡，奮其義勇，殺盡赤匪，方足報複我軍上下官兵之仇憾，而為我陳亡先烈湔雪此無限之隱痛，以保存我軍此次慷慨悲壯、殺身成仁、視死如歸之光榮之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實行三民主義、奠定革命基礎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陣亡官兵姓名另案呈報追贈外，特先為我傷亡官兵頒發撫恤費五萬元，以慰英靈，而獎特功，此令。（《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第390頁）
此一電文很像出自陳布雷的手筆，然而慘敗的真相已和盤托出。實際上，不僅僅第五十二和五十九兩師，陳誠的先頭部隊第十一師，在霹靂山一帶中伏，於3月21日晚上，師長負傷，全線崩潰，令陳誠震驚憤怒不已。
蔣介石有鑒於“剿匪”軍事又不順利，而日軍侵占熱河更震動全國，不得不於3月26日回南京，將江西“剿匪”任務交由何鍵主持。（見蔣介石1933年3月27日致何鍵電，見同書，第391頁）蔣回京之後，汪精衛複行政院長職，積極對日妥協，但日軍侵犯不已，至5月31日才達成塘沽協定。委曲求全，隻不過是為了穩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實“剿匪”部署未曾間斷，蔣於4月4日已再親赴南昌督剿，4月6日已開始布置第五次“圍剿”，4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訓話，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赤匪”當“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膚小病”！自5月13日至17日，又親自主持南昌政治訓練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蔣介石自任團長，陳誠為副團長，至是年秋天，受訓人數已達七千五百餘人。受訓內容無不與“剿匪”有關，諸如《剿匪手本》《剿匪訓練要旨》《民眾組織》《戰時政治工作》等。蔣明言“要練習打赤匪的本領來消滅赤匪”，甚至說：“赤匪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要剿滅這個禽獸，要將匪區裏的人民，統統救轉過來做一個人。”（蔣介石《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與提倡“四維八德”等論調，以鼓吹“統一意誌”“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命令”。一方麵要求受訓軍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賣命；另一方麵“天無二日”的豪情壯誌，也不再加以隱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