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遺憾，終於由好友汪榮祖的倡議、合作，最後得以解決。
汪榮祖比我小五歲，在台大曆史係比我晚兩班。我在台大畢業後做預備軍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與榮祖的太太陸善儀同班。他們後來都去了美國。他們同班四年，止於同學，沒有料到在域外締為佳偶，三十年來恩愛不衰，在學業上更是相得益彰。榮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得博士，現在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柏堡)做資深教授，曾任師大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學術交流會訪問學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上海複旦大學訪問教授等職。他在文史領域內博學馳騁、著作寬廣，《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康章合論》、《章太炎研究》、《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學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學貫中西古今的文證。五年前，我在《汪榮祖〈章太炎研究〉序》裏說：“台大曆史係老同學汪榮祖是我最佩服的曆史學者。在我眼中，成為曆史學者除了曆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環顧中國，兩者兼具的，榮祖要列前茅。”正因為榮祖有這些高邁的品質，當他提議與我合寫一部《蔣介石評傳》，我就欣然追隨。
由於我希望在蔣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萬鈞之勢做蓋棺後的定論，因此寫作時間，不過一年。而這一年之間，榮祖課餘之暇，擱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來約好從旁襄助的我，卻閃在一旁，看似偷懶，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榮祖放手去人盡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線，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蔣介石的全部家當，他多年前曾有寫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計劃，對蔣介石的論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書正文由榮祖執筆，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圖、配史料，但一年下來，正文已近五十萬字，已滿預定字數，我的配史料工作，決定另成《蔣介石評傳補注、引用與主要參考書目及索引》一冊，將來並於書後，以期完整。所以，可以這麼說：本書論定蔣介石雖已“圍標”功成、“鑽勘”備至，但在配史料方麵，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麵，自有待與日俱新。我曾跟榮祖說：“我們的評傳出來，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論定出結論的境界，縱使新史料出來，也隻能更印證我們結論的正確，而不能推翻我們的結論。”榮祖和我能達到這種境界，也正顯示了兩人的功力所在。
本書的完成，陸善儀始終其事，功成不居；張錦郎、劉顯叔尋訪秘本，嘉惠良多；呂佳真獨任編校，躬親細務，榮祖和我特別感謝他們。
最後要特別申明的是，以李敖對蔣介石的憎恨，立論是否客觀，或啟人疑竇，我的答複是我在《〈蔣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話：
雖然在情緒上，我對蔣介石深惡痛絕——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卻有曆史學家的謹嚴，全憑證據來“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我是沙爾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爾非米尼是意大利曆史學家，他因反對大獨裁者墨索裏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權入獄，但他日後下筆寫墨索裏尼，卻憑證據來說話，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為我有這種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與榮祖聯手，寫這樣一部學術著作；正因為我有這種深惡痛絕，我才願在垂老之年仍不放過蔣介石，寫這樣一部複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裏寫李十力對康有為說：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占一麵……
你們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這就是說，盡管你們相反，有榮有枯，但你們屬於同一個時代，也象征同一個時代、也構成同一個時代，如今她那一麵沒有了，你這一麵，代表的隻是斷代，不是延續；隻是結束，不是開始。
對我說來，這本書的完成，象征的，的確是個全麵的結束。——我終於結束了蔣介石，同時也結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