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民國史上少數幾個元首級人物之一，曾一度君臨全球四分之一的圓顱方趾，自有其應有的曆史地位。然而蔣介石的曆史形象卻出現不同的扭曲。在國民黨統治以及影響所及的地區，由於長年“無限上綱”式的塗脂抹粉、極力抬高、捧成豐功偉績書不勝書的“民族救星”，連蔣介石本人亦不自覺地自稱“民族救星”，向大陸同胞喊話，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徑謂“蔣總統是神”!共產黨則把他從神降為魔鬼，視為“人民公敵”、“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第一號戰犯”。近年為了統戰，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當的正麵描述與肯定，但基調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官僚資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貶，其實褒貶仍各走極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蔣介石早已被論定為失敗的負麵人物，普遍被認為是一既獨裁又無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國內地的常敗將軍。我們在書中述及杜魯門晚年對蔣氏夫婦極為輕蔑的批評，可見一斑。這些不同的極端形象，不論正麵或負麵，都是經過“包裝”的蔣介石，見不到蔣介石的真麵目。
但是我們從事曆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麵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願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曆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幹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並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幾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evolvement)，蔣介石並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nstein，TheRevolutionary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曆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曆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曆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曆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曆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曆史趨勢，於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曆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曆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曆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采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麵，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吊詭”？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隻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淒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於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並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