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蔣介石的黑獄裏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頭——所謂“班長”們——臂戴黑紗，我心裏納悶：“不知哪個外國元首死了？”那時候我已近五年不準看報，消息閉塞，對外麵發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聽到點新聞，也隻能瞎猜，不得其詳。兩三個小時後，牢門打開，“放風”十分鍾，我問秦姓班長：“你們戴黑紗幹什麼呀?”他麵露悲戚，偷偷告訴我：“老總統死了。”我聞之竊喜。回到獨居房後，即唱暗號歌告訴難友劉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歲。六十年間的一半歲月，都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而這一半歲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歲月。不幸的是，我卻被蔣介石攔住，隻能落荒而走，難以大道之行。四十歲生日前夜，我在牢房裏，躺在蜈蚣與白蟻出沒的地板上，構思我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說中的主角康有為，正該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後，正該影射蔣介石。《北京法源寺》後來分別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對康有為的一段話，正是借古諷今的樣板：
人們談西太後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隻談他們當政後他們自己做的，而不談他們當政後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別人做的。……因他們攔路所造成中國的損失，我覺得反倒更值得研究。這就是說，不必從正麵來看，而該從反麵來看；無須從已成的來看，不妨從假設的來看。這樣一看，人們會驚訝地發現，根本的問題已經不在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後的集團的另一個罪惡，是他們除了耽誤中國現代化的時間以外，又拆下了大爛汙，使別人在他們當政時和當政後，要費很多很多的血汗與時間去清場、去補救、去翻做、去追認、去洗刷、去清掃、去還債、去平反冤假錯。這就是說，他們禍國的現遺症和後遺症非常嚴重，說粗俗點，就是你要替他們做過的“擦屁股”。他們做攔路虎於先，又到處拉大便於後。……你正好為這一局麵做了證人……
這也許是宿業，你命中有這麼毒辣的敵人擋住你，她專製、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團擁護、她運氣一好再好、她長壽、她……一輩子罩住你。……你的整個青春都用來同她鬥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後，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後統治中國四十七年，蔣介石和她一樣，也統治了四十七年(最後二十六年在台灣)，他們的禍國殃民，既長且久，但就深度廣度而言，蔣介石實淩駕西太後。蔣介石活了八十九歲，壽比乾隆皇帝，是中國曆史上最長壽的獨裁者，他躬逢現代新舊交替之盛，集舊式幫會實務和新式科技統治於一身，為患中國，也就更烈。對這樣一個人，理應有像樣的專題研究，以至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後，我們都看不到有這樣的傳記出現。原因在對蔣介石的看法，長久以來，已陷二分，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捧之者譽為“民族救星”，並不實史料以褒之；罵之者斥為“竊國大盜”，並想當然耳史料以貶之。蔣介石固然十足“竊國大盜”，但不斷以想當然耳史料來對付他，卻是違反求真法則與證據法則的。從六十年前左派言論對他的醜詆造謠，到六天前台灣報刊說他二二八時下過“格殺勿論”的手令，都犯了想當然耳的毛病。這樣子罵蔣介石，其實罵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蔣介石的孫子章孝慈，禮賢下士、親來我家，請我去東吳大學教書，並隱約表示我是蔣家統治時代的受難者、被害人。我聽了，對他直說你也是受難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還有嚴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親還健在，而你的母親卻死得不明不白。我雖然受難、被害，但我手寫我口，我還說得出來；但你不能“幹父之蠱”，一切就隻好“為親者諱”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對記者否認他是蔣家後代，直到他哥哥章孝嚴先承認了，他才隻好承認。這種有苦說不出，豈不是受難之首、被害之尤嗎？
我雖然又受難又被害，但我會“自力報複”，報複的方法就是專題研究我的敵人，並且一波又一波的寫出真相。十年來，我寫了《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研究六集》六本專題研究的書，編了《拆穿蔣介石》、《清算蔣介石》、《蔣介石張學良秘聞》、《侍衛官談蔣介石》四本專題研究的書，又策劃出版了幾十種批蔣的書，曆來研究蔣介石的人和中外學者，在這一專題上的成績，自然無出李敖之右者。不過，美中不足的是，盡管在專題研究上如此輝煌，但在一部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上，我卻始終未能著手，思念起來，不無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