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關於低碳城市的發展目標。多數學者認為，“低碳城市”的本質是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問題（黃輝，2010），在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降低碳排放是低碳城市建設追求的目標。何濤舟、施丹峰認為，低碳城市建設的最終目標是達到碳源小於碳彙（2010）。不少學者依據美國經濟學家格魯斯曼（Grossman，1991）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論證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係，指出碳排放減少需要有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提高的支撐，但倒“U”形曲線不能成為“先汙染後治理”的借口（張莉霞等，2004）。單曉剛在肯定“碳減排”目標的同時提出了以城市為單位進行“碳補償”行動的問題（單曉剛，2010），值得關注。
第四，關於低碳城市的衡量標準。對於什麼樣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目前的研究基本上處於定性研究階段，定量研究較少。諸大建、陳飛認為，低碳城市是指城市發展或城市經濟增長與CO2排放趨於脫鉤。這種脫鉤有兩種表現：一種是CO2排放與經濟增長的絕對脫鉤，即CO2排放隨經濟增長表現為負增長。這是發達國家當前需要采納的低碳城市方案；另一種是CO2排放仍然是正增長，但是排放的速率低於經濟增長或低於不采取政策措施的所謂基準情景（BAU），這是相對脫鉤的低碳城市（2010）。
第五，關於低碳城市建設的路徑。盡管切入的視角不同，但學者們在思維方式上基本都是以降低碳排放為中心，在碳循環的各個環節上做文章，入口上關注能源結構，過程上關注技術進步，使用上關注社會性節約，出口上關注增加碳彙。
比如劉誌林等認為，低碳城市包含低碳經濟和低碳社會發展兩個層麵（2009）；倪外、曾剛認為，構建低碳城市發展路徑，包括低碳建築、低碳交通、低碳產業、低碳能源、低碳消費、碳捕獲與封存技術，以及低碳管理與製度七個方麵（2010）；王可達認為，低碳城市的構成包括綠色能源、清潔技術、低碳規劃、低碳建築、低碳消費、低碳製度（2010）；諸大建、陳飛認為，低碳城市包含在經濟過程的進口環節、轉化環節和輸出環節的各種降碳、捕碳、吸碳努力（2010）。
1.2.4國內外學者關於低碳城市評價指標的研究現狀
量化、微觀、細分、解析一直是西方學者的主流研究方法。
從西方的低碳城市研究體係看，對城市碳排放因素、碳管理效應及碳循環代謝進行量化分析貫穿於西方學者低碳城市研究的始終，並形成了一係列分析模型。
這些模型與方法盡管在揭示二氧化碳排放、管理、控製機理方麵從不同角度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對自然過程的碳循環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測度模型多源於經濟學、環境學、係統學等不同學科領域，除了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點上具有相同的出發點外，各自的理論基礎、空間尺度、學術背景相距甚遠，其學術成果很難整合，且由於城市本身的複雜性，這些研究還遠不能提供一個可以有效指導低碳城市建設實踐的量化目標。
由於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國內學者對低碳城市的研究總體上屬於起步階段，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與國外學者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其模型與方法基本上脫胎於源自西方的相關學科，對中國城市的碳排放及管理控製機製尚缺乏係統深入的研究。但在火熱的低碳城市建設實踐的推動下，以節能減排為中心，以低碳經濟為基礎，學術界對低碳城市評估體係的研究產生了不少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大流派：一是基於因素分析的低碳城市綜合評價指標體係研究。
2010年全球低碳城市聯合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提出了中國城市低碳發展排位指標體係（梁本凡等，2010），指標體係從經濟、社會、資源、環境、設施和低碳政策6個方麵設置了12項成分指標，並據此編撰了《中國城市低碳發展2011綠皮書》。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王愛蘭重點分析了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效率、交通體係、消費模式、碳彙林業、製度環境影響城市碳排放的7大主要因素，提出一個包括20個指標的低碳城市建設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係（2011）。中國標準化研究院資源與環境標準化研究所綜合考慮了經濟、社會和環境3個方麵，描述了城市低碳的8大狀態，使用23項具體指標，構建了評價城市低碳水平的指標體係（付允等，2008）。辛玲從經濟低碳化、基礎設施低碳化、生活方式低碳化、低碳技術發展、低碳製度完善度和生態環境優良6個方麵構建了一個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係（2011）。
二是基於可持續發展的低碳城市指標體係。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在其編撰的《2009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探索中國特色的低碳道路》中，以全國城市和100強城市為對象，以2020年為時間節點，從經濟、社會和環境3個層麵，將總體目標細化為9個子目標，並依據城市能源的情景分析結果，使用26項指標定量識別各個子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