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於DPSIR 模型的低碳城市指標體係研究》一文中（邵超峰等，2010），在對低碳城市內涵的分析基礎上，提出了建立低碳城市指標體係的基本框架、原則和方法，並構建了“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DPSIR）模型框架，該模型涵蓋了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四大要素，不僅表明了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行為對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影響，也表明了人類行為及其最終導致的資源環境對社會的反饋。該評價指標體係中，一級指標為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5個因素，二級指標包括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建設規模、資源消耗強度、消費方式、汙染物排放水平、產業、能源結構、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質量、社會評價、物質減量化、汙染控製、管理製度、基礎設施建設13個指標，具體又細化為能源係統效率、低碳城市規劃等63個指標（邵超峰等，2010）。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報告《吉林市低碳發展計劃》（2010），提出了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低碳資源、低碳政策4大類、12項低碳城市評價指標。同年，沈剛等人對此指標進行改進和調整，增加反映城市能源貢獻、低碳工藝水平的技術性指標，並確定了指數化評分方法，以完善評價體係的科學性和可比性。
三是基於生態文明建設的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係。國內學者對生態城市的研究始於20世紀90年代，在大量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國家環保總局出台了關於生態省、生態市、生態縣等一係列評估標準；最早把生態城市與低碳城市結合起來，倡導低碳生態城市的是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2009），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編撰的《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戰略》提出了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的總體目標；孫菲、羅傑采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國內外生態城市建設指標體係和低碳社會指標構成，構建了低碳生態城市評價指標體係（2011）；趙國傑、郝文升構造了自然生態、經濟低碳、社會幸福三維低碳生態城市發展空間結構模型，並依此建立了包含生態指數、低碳指數、幸福指數三維目標的多層指標體係（2011）。
四是基於脫鉤理論的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係。同濟大學城市可持續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諸大建、陳飛等通過分析低碳城市碳排放的極大組成部分，包括城市交通、建築、生產及生活等內容之間的相關性，采用年人均GDP增長率的能耗及CO2排放增長率比例係數，即彈性係數來評價中國發展低碳城市的效果，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分為三種情景：當前慣性情景；相對脫鉤的0.50情景； 絕對脫鉤的0情景。
基於同一理論，中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劉竹等從經濟發展、物質消耗與汙染物排放相互關係的視角，以“脫鉤”模式為目標層，經濟發展、碳排放、汙染物排放與經濟發展為準則層，以CO2排放等8個具體指標為指標層建立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係，定量描述經濟發展過程中單位GDP汙染物排放降低的態勢，進而表征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經濟、資源、環境變化的曆史趨勢並反映城市低碳建設現狀（2011）。
1.3選題意義與創新點
1.3.1研究目的
綜合分析目前學界對低碳城市以及評估體係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研究的焦點集中在“低碳”上，是在為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的城市如何“降碳”出謀劃策，而對“城市”本身的特質和價值關注不夠。這樣做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如果我們把研究的關鍵詞由“低碳城市”變為“低碳國家”、“低碳省”或“低碳縣”，不少研究的絕大部分結論同樣適用，因而對低碳城市建設的指導作用會大打折扣。如果按照這樣的研究邏輯，消極的“降碳”最後得出消滅城市的極端結論，則更非學者所願。
筆者認為，西方低碳城市研究的特點是在做“減法”，那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基本進入後工業時代；中國的低碳城市研究應該著眼於中國處於城市化加速期和工業化關鍵期的實際，研究“加法”，研究在生態文明框架下通過科學的城市發展來降低區域和國家的碳排放，探討“發展”與“減碳”的雙贏模式。城市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載體，同時也是生態文明理念、製度和物質成果的核心載體，我們關注和研究低碳城市，實質上是在關注和研究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的發展模式，“低碳”是手段和狀態，“城市”及其價值才是目的。在深入研究如何“降碳”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和研究城市在生態文明時代的價值及其實現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