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的寧夏，已經是中國的回族集中生活的地區之一，所以寧夏自然就成了畢敬士考察、傳教的重點地區。
寧夏給國人“隱著的狀態”，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一個個在中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東西方探險家、傳教士、記者、人文學者等留在這裏的足跡也被掩隱在山河深處。他們穿越這片土地時，留下的背影、故事以及文字記載，更應讓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深處有個美麗而神奇的地方，叫寧夏。
一 馬可·波羅：那時的西夏，那時的寧夏
馬可·波羅和中國的關係是因為他的《馬可·波羅遊記》而被人們知道，這個出生在威尼斯的商人，寧夏在他在中國的漫長旅途中占了多大的比例？
5世紀，著名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描述印度時這樣說：“那個國家人口眾多，但比它更遙遠的地方有什麼樣的國家則無人知曉。”可見，那時的歐洲對中國的了解幾乎是一片空白。羅茲·墨菲（美）在他的《亞洲史》裏說：“以至馬可·波羅之前沒有任何歐洲人到過那裏，或者通過那裏的人談起，那是一個兒童讀物中虛構的奧茲國那樣的國度。”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後又經過1237年的拔都和1253年旭烈兀的兩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東自中國、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並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基本暢通的交通和發達的驛站。這兩個曆史條件，使13世紀初期到14世紀中葉的100多年間，歐洲的商人、傳教士“道路相望，不絕於途”地前往東方。
對於中世紀的歐洲來說，中國不再是遙遠的神話和傳奇的故事，而是一種真正的商業需求下的富庶之地；除了商業的利潤驅使外，宗教的力量也成了東西方之間加快貿易溝通的條件。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帶領蒙古人從13世紀中後期開始向中亞擴張時，歐洲大陸上的一些傑出的基督教徒（包括教皇和法國國王路易九世）預見到，假如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改信基督教的話，這些來自中國北方的蒙古人將是十字軍抵抗穆斯林的強大同盟軍。於是，他們便把基督教傳播的新方向鎖定在了這些蒙古人生活的中國地區。
美國史學家海斯·穆恩·韋蘭在他的《世界史》中稱忽必烈為一個“寬容各種宗教，並且鼓勵中國和外界通商”的皇帝，在他統治中國期間，前往中國兼有傳教色彩的基督教徒中，有兩個姓波羅的威尼斯商人：尼可羅·波羅和馬飛阿·波羅，他們順利地進入中國境內並受到了忽必烈的歡迎。他們講述的那些遙遠而充滿異趣的威尼斯故事，贏得了忽必烈濃厚的興趣，也“委托他們去請100個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忽必烈對波羅兄弟的友好以及中國的富庶、國都北京城的繁華以及沿途的美妙風光等，使他們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回去不久，他們便開始了第二次前往中國的旅行。
回到威尼斯的波羅兄弟和家人經曆了團聚的喜悅之後，他們在威尼斯度過了2年的時光。這期間，尼可羅無時不在關注新的羅馬教皇的選舉。他和馬飛阿第一次的東方之行歸來後，他們一直沒有忘記忽必烈交給他們的那項特殊使命：選派100名懂技術、有修養的基督教徒到中國傳教。不幸的是，當時的教皇克萊門特四世剛剛逝世，繼承者還沒有選出。在漫長而無期的等待裏，東方巨大的商業利潤終於驅使尼可羅兄弟無法坐等時機的喪失。他們決定繼續前往中國，雖然沒有帶上那100名教士，但他們卻帶了比後來100個基督教傳教士還重要的一個人——尼可羅·波羅的兒子，中世紀最有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
1271年，馬可·波羅和他的父親、叔父從意大利的威尼斯——馬可·波羅時代歐洲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出發，曆時兩年多，他們抵達亡國已經45年的西夏王朝境內。1272年，馬可·波羅一行走進了西夏版圖中的西北角地帶——今天的敦煌一帶。隨著西夏王朝的覆滅，遭到毀滅性摧毀的不僅是農業生產，還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隨著帝國外殼破碎而逐漸消失的、近200年間集聚的、影響逐漸削弱的夏地文化。馬可·波羅走近敦煌時，特意提到了蒙古人特稱西夏主體民族黨項人的唐古特人，並將敦煌稱為“唐古忒州”。進入這裏時，他們已經在沙漠中行走了30天，才抵達今天的敦煌。在馬可·波羅的眼裏，這片西夏舊地的居民，信仰佛教的人最多，其次是基督教徒，然後是回教徒。這裏的土產是小麥，廟宇裏布滿了佛教偶像，有子女的家庭都為佛畜養著一隻羊。他特意提到了西夏時期這裏盛行的藏傳佛教的喪俗。
在馬可·波羅的判斷中，西夏著名的佛都甘州（今甘肅張掖）是城市規模最大、地位最尊貴的。西夏時期盛行的藏傳佛教寺院依然不少，其中有至今仍是國內最大的室內臥佛大佛寺的臥佛像，藏傳佛教徒們在元朝寬容的宗教政策下，依然保持著原有的狀態。馬可·波羅看到的是生活嚴謹，恪守不殺生、不吃肉、節食、嚴戒女色等教規的佛教徒生活狀況。他描述寺後高20公尺的佛塔，“是世界上的木工、鐵工、畫師學習的楷模”。《馬可·波羅遊記》的中文翻譯者馮承鈞先生在此書的注解中指出，馬可·波羅看見的佛像，能和它媲美的隻有雲岡石窟裏的大佛、寧夏南部地區的須彌山佛像以及陝西彬縣的大佛像。同時，他也看到當地居民中有足夠經濟能力的人，娶妻子就達30個，而且他們可以隨意地休妻，甚至延續了西夏時期黨項人的婚俗：可以娶妻子的姐妹或者父親的遺孀為妾（自己的生母除外，筆者注），這些在作為基督教徒的馬可·波羅的眼裏“生活如禽獸”。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我考察西夏王朝遺民的流向，幾次來到這裏，發現馬可·波羅對張掖一帶700多年前的考察，除了黨項人的婚俗消失外，很多事物並沒有走到曆史塵封之外，基本保留著那些西夏時期的原貌。甘州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西夏時期佛教盛況的延續等因素使馬可·波羅竟然在這裏駐留了下來，而且一住就是1年多。
武威，位於河西走廊的最南端，自古有“金張掖，銀武威”之說。西夏時期，這裏是西夏王朝的陪都。引起馬可·波羅對這裏更大關注的是這裏的人，和他沿途所見的人種不一樣，這裏的人黑頭發、小鼻子、胡須少，女子除了頭發外沒有體毛，皮膚白皙等，和他從威尼斯出發見到的歐羅巴人種不一樣，也和他進入新疆以來所見到的那些“中國人”是不一樣的。這裏的人按照漢族的習俗生活，居民普遍有著娶妻妾的習慣，那些地位雖然低賤的女子，也是美麗無比的。
在離開武威後，一種奇特的動物也讓這位歐洲人覺得奇怪，甚至他覺得那是野獸：“毛色黑白皆有或相雜，能吃苦耐勞，被人馴服後，能馱載很重的東西。如果用來耕地，因為力氣極大而工效數倍於其他家畜。”這種野獸，其實就是今天的天祝藏族自治縣境內的犛牛。西夏時期，天祝也長期被納入西夏版圖，馬可·波羅對天祝犛牛的評價是“其美竟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對武威麝香的評價是“此地有世界最良之麝香”。
馬可·波羅到西夏王朝的北部軍事重鎮黑水城舊址時，這個廢棄的軍城依然在北方的風沙和驕陽中晾曬著自己還未褪色的曆史，他稱這個城市為“亦集乃城”；在他的遊記中如此詳細地告知他前往“亦集乃城”的時間和走向：居留張掖1年的時間裏，曾經騎馬經過16天的長途跋涉後到達“亦集乃城”，比起45年前蒙古軍隊屠城後留下的荒涼而言，馬可·波羅看到的是一個已經複蘇的城池，那裏已經有不少的駱駝和牲畜，當地人因為農業和畜牧業的發達而不經商。
進入寧夏時，馬可·波羅到底是從亦集乃橫穿巴丹吉林沙漠抵達今天的阿拉善盟盟府所在地巴彥浩特鎮，再翻越賀蘭山進到銀川的；是從武威橫穿騰格裏沙漠抵達巴彥浩特再前往銀川；還是從武威東行到甘肅景泰縣、寧夏中衛市，然後順著黃河而下，到銀川後再翻越賀蘭山抵達巴彥浩特鎮？馬可·波羅在他那沒有順序和時間的混亂的遊記裏，沒能給上述的具體線路提供確切的方向，這樣，就給曆史留下了另一個謎麵。
馬可·波羅抵達銀川時，當時的寧夏平原變成了一塊廢地。他到寧夏平原前兩年時，忽必烈下詔令那些逃亡到外地的西夏舊民回到寧夏，並且專門設立西夏惠民局這樣的安置移民機構。1272年，忽必烈又下令從河北的隨州和武漢遷移1100多戶人到寧夏平原屯田，為此，特意設置了西夏營田司管理屯田，後來又增設寧夏河渠司，專門管理寧夏平原的水利。忽必烈在新的帝國政治構架中，建立了行省製度，這個製度使我國自秦漢以來的封建主義中央集權製度達到了新的規模。1262年，設置的西夏行省主要包括寧夏大部分地區。1272年，改立西夏中興路行省。所以，馬可·波羅抵達寧夏平原時，從地名稱呼上看，這裏仍然有著濃鬱的西夏遺影。
在銀川短暫的逗留後，馬可·波羅向東渡過黃河，經靈武、鹽池走出了寧夏。
1295年的一個黃昏，有3個風塵仆仆的男人從一艘並不很大的帶槳帆船上走了下來，在威尼斯的石鋪碼頭登岸。他們就是在海上經過多日漂流生活後，從中國回去的馬可·波羅一行。這時，他家鄉的人已經聽不清楚他的語言表達了——那是一種帶著韃靼味的口音，他們的服飾也是破爛不堪的蒙古式大袍。這就是他們在25年後重新踏上威尼斯的情景。他們已經很難尋覓到他們的舊宅，當他們重敲自己故宅之門的時候，威尼斯的狗吠個不停……
回到自己的祖國後不久，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戰爭，他被熱那亞人俘虜，1年的獄中生活，遠東尤其是中國的經曆和見聞成了慰藉他在獄中心靈的一劑良藥，他把這些美好回憶用筆記錄了下來，其中就有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大批的歐洲商人、探險家、傳教士們，沿著《馬可·波羅遊記》裏的線路，踏上了去中國的遙遠路途，帶來了西方和中國的交流。
馬可·波羅給別人講述自己的經曆時，引起的首先是質疑，這種質疑今天依然存在，他對這種質疑首先回應的一句話是：“我看到的要比我寫出的多。”也有人翻譯成了“我未曾說出我親眼看見的事物的一半”。比起他筆下繁華的北京城，世界上最富麗最名貴的城市杭州，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等地來說，寧夏乃至西夏就是他看到而沒能說出的地方。他的遊記讓西方在700年前就知道了抵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帝國——蒙古最有力的是一個叫西夏的王國，知道了西夏舊地有著世界上最好的麝香、最美的動物犛牛、最美的毛氈、有會燃燒的石頭——煤等物產，以及這些地方的經濟、宗教和民俗。
黃仁宇在他的《中國大曆史》中這樣說道：“在一個旅遊尚未成為一種有組織的事業之前，馬可·波羅就已經成了超級旅遊者。他前往中國既沒有做買賣贏利的打算，也缺乏傳教士拯救為生的虔誠。隻因好奇心發動，就使文藝複興以前的歐洲大開眼界。”其實，今天西夏舊地或寧夏的人，如果認真地拜讀他的日記，也會大開眼界的，至少對研究那時的寧夏、西夏的曆史文化有著另一扇窗戶的作用。
二 一個美國人：將寧夏的長城告訴世界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多伊爾斯頓城，是距離寧夏上萬公裏的一個小城。20世紀初，一個出生於這個小城的美國人，在40歲的時候跨越太平洋來到了寧夏，吸引他前來的原因很簡單：長城！他就是蓋洛，20世紀初美國著名旅行家、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
1865年，蓋洛出生於多伊爾斯頓城，受過嚴格係統的地理學專業訓練後，他對中國的曆史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燦爛的中國文化以及2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掀起的到中國探險熱潮，吸引了蓋洛。1903年，他開始踏上了中國的大陸。最先吸引他的是中國的長江，於是，他從上海乘船逆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長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寫下了《揚子江上的美國人》（1904年）一書，受到西方讀者的歡迎。此後，他又數次在中國考察，走遍了大江南北、三山五嶽。隨著在中國的深入，他對蜿蜒萬裏、曆經千年的中國長城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了他從東往西的長城之旅，在這個漫長的旅途線上，他沿著長城從陝北進入鹽池縣，走進了寧夏。
蓋洛對長城的考察後來結集為《中國長城》。在這本書裏，第11章就名為“寧夏書簡”，從這章可以看出，蓋洛抵達寧夏銀川是6月份，寧夏給他留下的是“廟宇菩薩、淩雲寶塔和險峻壁壘的故事，以及當地人講也講不完的其它種種傳說”。蓋洛進入鹽池縣後，沿著長城一直往西，進入鹽池縣的毛烏素沙漠地段讓這個美國人感觸很深。對沙漠，他沒有簡單的詛咒或讚美，而是從兩個方麵看的。首先是沙漠帶來的恐懼，這種恐懼源自它寸草不生、荒無人煙、赤地千裏、變化多端及其操縱生死的力量；其次，他眼裏的沙漠又有著另一種魅力：“沙漠不僅僅是死亡的領地，同樣也是‘無門戶生活’的王國。”對蓋洛這樣的人來說，戶外生活是一種美好的體驗。他在寧夏東段長城的考察中，走進的那片荒漠就是他理想中的無門戶生活。在鹽池縣往西的這段長城考察中，他認為是置身於一個巨大的、未經探索的高原，在這片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地方，蓋洛不由感歎：“還有什麼比這更自由呢？頭頂寥落群星，足踏寂寞沙塵，無形清風送爽，這才是生活呀！”寧夏東段長城考察，也讓他感到身體格外健康。遠離了擁擠的角落和病菌的恐懼，他認為這種沒有門戶的生活，隻有原始部落和少數現代人才能享受到。
蓋洛帶著疲倦但又興奮的心情，走在寧夏東部長城的邊緣。渡過黃河後，來到了他考察長城途中經過的第六個重要的人口聚集中心——銀川（他當時稱為寧夏城）。他初步的判斷是，這個城市位於一塊三角形的土地上，這裏“居民的勤勞而使這裏奇跡般地變得豐饒，黃河的開恩更使這塊令人驚奇的土地變成一片綠洲”。
進入銀川城，首先撲進他眼簾的是兩座高大的寶塔，也就是今天的北塔和西塔。他聽信了當地人關於塔的傳說：一個傳說是說西夏時期的西塔，是建於宋朝都城開封，一夜之間，寶塔棄中原而去，來到了銀川；另一傳說是，13層高的北塔用了整整13年才完工，就在修建完工時，突然在塔頂出現了一隻蜘蛛，這隻通神的蜘蛛具有將塔影轉向太陽的魔力，塔頂每天是轉動著的。他拍攝下了北塔的照片，並且將它置放進《中國長城》一書裏，他為這張照片配了文字說明：“此塔結合了當地人的技藝和富有藝術性的設計，具有濃鬱的東方建築風格，足以引起觀賞者的讚歎。”由於他在銀川把東南西北的方位弄混了，說這個本來位於城北的塔是“城南寶塔”。由於身體出現不適，在寧夏的幾天裏，當地一個江湖郎中陪同他，陪他發電報，給他講述一些根本沒根據的有關長城的傳說。
在那些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說前，蓋洛輕鬆地讓它們走進了自己的著作中，但是，作為一個受過現代教育訓練的專業人士，蓋洛對長城的考察是嚴肅認真的，他不是憑走馬觀花而寫下一些印象碎片，而是靠實地考察采訪、曆史記載、地方方誌以及攝影照片等多方麵材料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長城全貌。蓋洛經過考察後認為：“寧夏東北方向的長城有3個突出部麵朝黃河，這裏的城牆線路幾乎呈直角轉折後向西南延伸，寧夏城就在長城的拐角上。”其實這就是寧夏明長城的西段。
當時的銀川城給這個美國人留下了哪些印象呢？從蓋洛的描述裏可以看到這幾點：首先是這裏的魚，新鮮但做出的味道糟糕；第二是這裏的寶塔全是用磚頭砌的；第三是這裏出產的毛毯，以豐富的式樣和多彩的顏色而著稱；第四是這裏的羊數量繁多且皮張質量上乘，每年出口6萬張羔羊皮；第五是周圍地區的甘草資源豐富，每年出口1200壇甘草，甘草和羊皮用眾多的牛車搜集而來，然後再送往東部的海邊。在蓋洛眼裏，銀川城不僅物產豐富，而且是周圍地區物產的巨大集散地。同時，他認為這裏的人文曆史和引發的想象，足以滿足史家和小說家的想象力。站在銀川城，看到西邊巍峨的賀蘭山，山那邊的沙漠以及黃河東邊的沙漠，蓋洛認為這裏豐富的文明資源和眾多燦爛文化之地一樣：“看看埃及、波斯、阿拉伯和中國，它們不都是跟沙漠接壤的嗎？”
蓋洛在青銅峽考察了那裏的渠首工程後，繼續沿著寧夏境內的長城向西而行。在中衛，蓋洛說長城在這裏開始分支：一條線路是跨過黃河向南，他不知道這條長城的具體線路，隻是知道它可以抵達蘭州；另一條則是他繼續沿循而走的，可以抵達中國長城最西端的嘉峪關。其實，這也是蓋洛的一個錯誤判斷，長城到這裏隻有一條，那就是到中衛後被黃河阻斷了，變成了在河南岸的長城。那段長城沿著黃河向西蜿蜒而去，進入甘肅靖遠縣的最北端，順著黃河穿過大廟、沙金坪、發裕堡，再次被黃河截斷，又在黃河北岸的甘肅景泰縣出現了長城，這道長城從景泰縣向西直到武威，然後穿越河西走廊抵達嘉峪關。
在蓋洛的眼裏，從青銅峽到中衛的這段長城已經開始朽壞，但“依然十分巨大和引人注目，甚至在那些傾廢之處，中國的長城城牆依然激起了人們的羨慕之情”。在即將離開中衛的路上，蓋洛沿途看見許多騎著駿馬但外表粗野的男人，離開這些男人不久，一場沙塵暴就使他們迷路了。遇見那些粗野男人和迷路兩件事讓蓋洛體會到：那些修建長城的工匠們，戰勝了在群山和黃土高原上修築長城的艱難，還需要在寧夏西部的騰格裏沙漠這樣的地段上，施展他們在沙地上修築長城的建築才華，他由此感歎：“也許長城就是為了防止風沙和遊牧夷狄這兩個目的而建造的。”騰格裏沙漠地段，被蓋洛稱為一片“惡土”，“幹旱侵蝕著那塊氣候幹燥、白天受太陽炙烤的大地”。他們的行程充滿了沉寂，遇不上可以問路的人，蓋洛是在孤獨和荒涼中離開寧夏，向西繼續他的長城考察之旅的。
蓋洛是世界上第一個全程考察長城的人文地理學家。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哪個人在考察長城的全麵係統性上超過他。就像他在來中國的輪船上所許下的誌願那樣：“我們的研究要完善到讓未來的長城史學家，除非抄襲我們的記錄便無從下筆。”他對長城的概貌做了比較準確的估計，認為長城遺跡的總長度，包括岔線、旁支和環線在內，達到了2550英裏以上，而在長城被利用的高峰期，全線至少有2.5萬座塔樓和1.5萬座瞭望台。在他所處的當時，也留下了2萬座塔樓。而從山海關的“天開海嶽”碑距離嘉峪關的“天下雄關”碑的直線距離約1145英裏。傳統上，人們一直認為嘉峪關就是長城西端的終點，但蓋洛通過實證考察得知：長城真正的終點不是嘉峪關本身，而是在嘉峪關西南15裏的陡峭懸崖之上。
蓋洛親身領略過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奇山異水，也對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跡了如指掌，但他還是對長城發出了由衷的讚歎：“在大自然中，沒有一處能比在長城一帶的景色更加神奇，也沒有任何人類的壯舉能比這個蜿蜒於滿目蒼翠的群山、溪流和峽穀之間的長城更偉大了。”
蓋洛對長城的地理與曆史作了全麵的考察與研究，他讓西方知道了那時的寧夏是被沙漠包圍的但卻是富庶的，他對寧夏境內的長城沿線的風土人情、宗教習俗、生活狀態做了真實的描寫。比如當地人的迷信、寧夏的物產、基督教已經在銀川周圍地區傳播等，在一個滿地瘡痍、全國落後的大氛圍中，他認為寧夏的寧靜和平穩，是難得的一塊淨土。
三 斯文·赫定：六盤山的匆匆穿越者
1935年的新年剛過不久，六盤山被一場大雪和長久的戰亂、貧窮包圍著，對於生活在六盤山下寧夏南部隆德縣的人們來說，新年是沒有什麼概念的。很快，迎麵而來的農曆年讓農民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來慶祝戰亂年份裏的一種結束和另一種開始的交替時光，他們的這種方式被一個悄然路過的瑞典人在他的日記裏這樣描述：“一支慶賀新年的隊伍走了過來，隊伍前麵是一頭黃紙做的大獅子，後麵跟著打旗的。這些貧困農夫看上去滿足而高興，享受著一年之中最重大節日所帶來的一點點樂趣。”
那一天是1935年，大年初二，當時在山腳下的公路旁慶賀春節的農民們沒有細心注意夾雜在這支奇特隊伍中的瑞典人，也沒有人細心打量其中那個瑞典人，他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他們的身份是什麼？這些和他們沒有半點關係。時間過了73年，當我因為寫這本書時，在眾多的資料中發現，當年路過六盤山的那個瑞典人，就是國際上著名的探險家斯文·赫定，他的那次經過，無意中成了寧夏人文曆史中被一直淡忘的一頁。
斯文·赫定，是1865年出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世界著名探險家和考古學者。19世紀地理大發現的熱浪席卷全球。尤其是在西方地理學界，發起了向地圖中的空白點宣戰的熱潮，征服極地的船隊一支支駛出港灣，單槍匹馬的無名之輩，因為測繪了一條熱帶雨林中的河流或標明某個處女峰的海拔高度就可以一夜間揚名天下。斯文·赫定15歲那年，正好是北冰洋探險家諾登舍爾德率領的極地探險船“維加號”凱旋而歸的年份。1880年4月24日，他和家人站在斯德哥爾摩的一塊高地上看見那個熱烈場麵時，在他後來的成名作《亞洲腹地旅行記》裏這樣記載：“遠近的景象盡收眼底，城中的歡呼聲刺激了我飛動的心。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一生的事業從此決定了，我對自己說：‘將來有一天我也會這樣回來的。’”正是這種理想的萌芽，使斯文·赫定70年後和寧夏發生了關係。
中學畢業後，斯文·赫定經校長介紹前往俄國巴庫擔任家庭教師。途中，他對亞洲迷人的自然景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與亞洲結下了不解之緣。正如他所言：“命運之神引導我走向亞洲大道，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年少時對北極探險的夢想已經逐漸淡去，從那一刻起，亞洲這片地球上幅員最遼闊的陸地散發出最令人著迷的力量，顯然主宰了我往後的生命。”
1886年回國後，斯文·赫定進入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了地質學、物理學和動物學。畢業後又進入柏林大學，師從著名地理學家、“絲綢之路”名稱的首創者李希霍芬教授學習地理學，同時也向其他教授學習曆史地理學和古生物學。1890年4月，作為瑞典王國外交使團的翻譯，赫定停止學習，再次踏上遠赴中東的征途。圓滿完成任務後，赫定決心實現到亞洲大陸探險的夢想，因此打電報向瑞典國王請示，國王準其所請，並向他提供了經費。於是，他開始了橫貫中亞的旅行，從此踏上了探險中國之路。
1894年10月19日，在偷越中俄邊境測量完喀拉庫爾湖之後，斯文·赫定到了喀什。受到了塔克拉瑪幹沙漠的誘惑。塔克拉瑪幹的南北邊緣地帶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和田河、尼雅河等由南向北流入沙漠，沿岸古代有不少綠洲城市，後因氣候變遷、戰亂影響而湮沒於沙海之中，但遺留下的各種器物、錢幣常為後人發現，加上許多關於沙漠的神話傳說，吸引著赫定“穿到沙漠內部去的念頭與日俱增，這種奇異的引誘，竟不能遏製了”。
1895年2月17日，斯文·赫定離開喀什走向塔克拉瑪幹大沙漠，他克服了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難，用了20多天的時間，行程300多公裏，穿越了這個“世界上最惡劣的沙漠”。為他後來穿越寧夏北部的沙漠從內蒙古到新疆的探險考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01年1月，斯文·赫定穿越沙漠，發現了曆史上消失的西域36國之一的樓蘭。隨後，他將探險和考察的腳步放在了西藏，調查了雅魯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頭，測量了高原上星羅棋布的湖泊。抹去了歐洲人繪製的西藏地圖上“尚未探勘”這幾個字。1908年8月，回國後的斯文·赫定受到盛大歡迎。瑞典國王親自給他佩戴上“北極星”大十字勳章，高度評價他“通過你的努力，瑞典的名字在全世界獲得尊敬”。英皇也授予他“印度帝國大爵士”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