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情結”從此貫穿在斯文·赫定的探險生涯中，有人問他為什麼終生不結婚時，他深情地說：“我已經和中國結了婚。”1927年～1935年，赫定在中國西北又進行了8年的考察，成為“中國西部的最後一位古典探險家，第一位現代探險家”。這8年探險中，他兩次和寧夏擦肩而過，給寧夏和他自己留下了遺憾。
1933年6月28日，北京城迎來了一場大雨，德國駐中國大使特勞特曼在大使館設宴招待曾經擔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的澤克特。宴會上，受邀的斯文·赫定結識了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次長劉崇傑，他們的談話這樣開始：
斯文·赫定說：“乾隆皇帝在中央帝國周圍建立了呈半圓形分布的，受製於中國當局的一係列緩衝國。現在，這個半圓中隻剩下一個環節。民國建立後，你們就失去了對西藏的控製，外蒙古、滿洲、熱河以及內蒙古也受到了嚴重威脅，新疆還在民國政府手上，卻因為內戰而四分五裂，如不采取保住這個省的行動，那麼新疆也會丟掉的。”
劉崇傑急切地問道：“你認為我們該做些什麼呢？”
“第一步應該開通中國內地和新疆之間一流的公路交通，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下一步則是修築一條通往亞洲腹地的鐵路。”
第二天，劉崇傑就邀請斯文·赫定到他的辦公室裏進行深入探討，讓斯文·赫定起草一個備忘錄，並在地圖上標出他認為最合適的公路線路。半個月後，斯文·赫定起草的備忘錄和線路很快被送到蔣介石、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以及鐵道部部長顧孟餘處。8月5日，劉崇傑陪同斯文·赫定前往南京，汪精衛給斯文·赫定傳達了國民黨政府的意見：由於鐵路建築費用超出政府的能力，國民黨政府希望先修建公路，北線公路以呼和浩特為起點，南線公路以西安為起點。
5月中旬，南京政府下令建立查勘隊，直接受鐵道部部長顧孟餘領導，隊長由斯文·赫定擔任，查勘時間大約8個月，去的線路是穿越內蒙古高原的沙漠、戈壁到哈密，返回的線路是沿著絲綢之路。雖然，這次考察再次使他和寧夏擦肩而過，但為斯文·赫定在返回途中穿過寧夏留下了伏筆。
1933年10月21日，北京西直門車站。被任命為中國鐵道部顧問、鐵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隊隊長的斯文·赫定開始了一生最後一次在中國的考察，“一次在強悍的亞洲人中進行的超越尋常、難以預料的冒險曆程，即將拉開序幕”。赫定進入新疆時，正值馬仲英與盛世才的戰爭陷入勝負難分的關鍵時刻。斯文·赫定被馬仲英逮捕，監禁在庫爾勒，汽車被征用。
1934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持著盛世才親自簽發的通行證離開烏魯木齊，經過了哈密、安西，穿過了河西走廊抵達蘭州。時任甘肅省省長的朱紹良已經接到了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命令，不僅接待了斯文·赫定一行，而且下令甘肅境內（包括寧夏）沿途官員做好接待他們的工作。就這樣，斯文·赫定順利地出了甘肅，進入了寧夏境內。1935年大年初二，載著斯文·赫定的汽車，走進了寧夏南部的隆德縣境內。在通往隆德縣的土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少，因為這裏是連接陝西和甘肅甚至內地以及西北的命脈線，所以這條寬闊的路被保養得很好。路的兩邊是成行的白楊樹，兩邊的鋪麵因為春節而關著門，大些的店鋪按照當地習俗停止營業2個星期，小些的停止營業1個星期，那些關門的店鋪門上都貼著鮮紅的對聯，就是路上來往的商隊也盡可能地突出節日氣氛——每個商隊中領頭的駱駝馱鞍上都掛著紅綢帶。
傍晚時，他們走進了隆德縣城，這是個住著300戶人家的小鎮，中央政府卻在這裏駐軍達250人。縣長將他們迎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斯文·赫定這才真實地看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西部的縣長真實的辦公條件。一間簡陋的房間擔負著辦公室、接待室、寢室3種功能，白色的窗紙糊著的木格小窗戶前放著一張不大的桌子，桌子上堆放著文件。一張小茶幾、一張床、幾把簡易的木椅子，就把房間擔負的3種菜單搭了出來。牆角是一個帶煙筒、構造原始的小火爐，不遠處是一個木頭做的臉盆架，上麵是一個馬口鐵的臉盆，這是整個衙門裏唯一一間有取暖設備的房間。一個縣的縣長的生活與辦公環境尚且如此，可想一般百姓的生活處境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貧窮的縣，通過和縣長的談話，斯文·赫定了解到，這裏在1933、1934兩年時間裏，被土匪洗劫過9次，以致斯文·赫定抵達時，還有大片的廢墟散布在這個災難深重的小縣城。
斯文·赫定入住隆德的夜晚，飄了一整夜雪，第二天早晨，天仍然下著雪，一個白色的、貧窮的、土匪出沒的但當地人很熱情的寧夏留在了斯文·赫定的印象中。隆德縣縣長給斯文·赫定派了7名士兵擔任護送他的任務，並親自和他道別。出了隆德縣城，路上的積雪已經幾英寸厚了，他們先是借助著樹找路，到了沒有樹的地方，眼前全是積雪，根本沒有路的影蹤，他們隻好踏著由毛驢馱載貨物的商隊依稀留下的腳印，向前摸索著走。路麵越來越滑，坡度越來越陡，他們隻好在小汽車的後輪上裝上了應急的防滑鏈，幾乎是在緩緩移動中翻越了六盤山。
四 寧夏南部第一鎮：一個傳教士的密語
這是一個美國的傳教士，但他的血緣與穆斯林有一些關聯，他的嶽父就是一個熱衷於向中東地區穆斯林傳教的學者。寧夏南部地區最大的集鎮三營中濃鬱的穆斯林生活氛圍，獨特的回民集聚區形成的曆史背景，吸引這個美國人於1936年來到這個小鎮，他拍攝的大量反映西北回民生活的照片，成了西方世界了解20世紀30年代寧夏乃至西北地區回民穆斯林生活的一個重要窗口。
如今，許多銀川人到寧夏南部的固原市出差，或者一些經由甘肅東部平涼市進入寧夏的人，他們大多會在固原市北邊40公裏的小鎮上做短暫的停留：吃那裏的生汆麵、羊羔肉，看那裏的清真寺，這個小鎮就是三營。單從字麵上看，這裏就內蘊著強烈的軍事色彩。明代，為了防禦元政權消亡後的蒙古殘餘勢力，在北中國設置了9個邊地重鎮，寧夏作為當時中國的邊地，就有兩個重鎮。其中一個就是固原，三營是固原的第三營寨。由於這裏地處河穀平原，又有水渠灌溉之便利，所以農業生產富足。清朝同治年間的回民暴動失敗後，朝廷下令將甘肅、陝西、寧夏北部等地的暴動回民安置在寧夏南部山區，不少善於經商的回民看到這裏交通發達，位於連接寧夏和陝西、甘肅的交通要道上，四方客商來往密集，便逐漸從山區移居到這裏，使這裏慢慢地發展成了一個回民居住區。整個小鎮上的回民穆斯林占人口總數的75%以上，逐漸使這裏成了一個伊斯蘭氛圍十足的回民小鎮。1936年，這個小鎮吸引美國傳教士克勞德·畢敬士走了進去。
克勞德·畢敬士（1900年～1985年）和妻子伊麗莎白·茲威默·畢敬士曾是“中國內地傳教會”的基督教傳教士。畢敬士夫婦及伊麗莎白的父親塞繆爾·茲威默博士以及英國傳教士伊薩克·梅益盛等在中國的傳教生涯中特別關注中國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國回族穆斯林的情況。和那時的西方文化殖民策略相似，他們極力想讓更多的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同時也培養了他們對中國伊斯蘭教學術研究的興趣。
中國伊斯蘭教史上有著重要學術地位的劉智的《天方至聖實錄》就是梅益盛先生翻譯成英文在上海出版的。畢敬士的嶽父茲威默是一位矢誌於在中東地區向阿拉伯穆斯林傳教的傳教士。茲威默博士還擔任當時在西方世界很有影響的雜誌《穆斯林世界》的主編，此前他在中東生活了很長時間，能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早在1917年，茲威默博士就來過中國，對西北和內地的一些穆斯林聚居區作過訪問。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他那次是否到過銀川。1933年6月，他到達上海，與長期在漢口傳教的女婿畢敬士先生對中國穆斯林聚集區和穆斯林較集中的一些城市又作了一次長途旅行訪問。在這次旅途中，畢敬士深入寧夏乃至甘肅的一些回民聚居區，拍攝了一些有關中國伊斯蘭教的照片，茲威默還與一些地方的清真寺阿訇用阿拉伯語進行了友好的交談。1936年，畢敬士與其他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西北、華北和華中地區的穆斯林聚集區進行了一次曆時長久的考察及傳教。在旅途中，他又拍攝了大量的照片，這些老照片是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伊斯蘭教社會的珍貴資料。
20世紀30年代的寧夏，已經是中國的回族集中生活的地區之一，所以寧夏自然就成了畢敬士考察、傳教的重點地區。寧夏北部的平羅清真寺、同心縣清真寺的阿訇及寺周圍的平民生活區，寧夏靈武台子清真寺、韋州大寺以及三營，都留下了他的身影，這裏的人民生活、宗教活動也被他用照相機留下了珍貴的剪影。但他的寧夏之行中最有意義的是三營清真寺之行，並在這裏拜訪了一代著名阿訇虎嵩山。
虎嵩山，字鎮林。1902年，22歲的虎嵩山應聘為同心城清真小寺阿訇。後來他接受馬萬福阿訇倡導的伊赫瓦尼派教義和主張，遂脫離虎非耶門宦，在同心縣穆斯林中大力宣傳伊赫瓦尼派的思想和主張，提出一切言行皆以《古蘭經》和“聖訓”為準則，對不符合經訓的一些禮俗進行改革，由此聲望日隆，成為寧夏和隴東地區伊赫瓦尼派的知名阿訇。他博覽各種伊斯蘭經籍，通曉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對《古蘭經》、聖訓學、教義學、教法學、蘇非神秘主義、邏輯學、修辭學等均有很深造詣。1924年，虎嵩山阿訇經上海赴麥加朝覲，翌年歸國後在湖南常德應聘為開學阿訇。1927年應邀到甘肅固原三營清真大寺任開學阿訇。
三營大寺建於19世紀60年代，該寺的經堂教育在西北享有盛名。1927年以來，虎嵩山阿訇長期在三營大寺任教長。當時不但陝甘寧青的回民學子，就是川滇湘桂的伊斯蘭學子也千裏迢迢地來此求學，後來成為北京大學著名伊斯蘭學者的馬堅教授就從雲南來此求學，回族傑出學者王靜齋等也來到這裏的寺中求學和鑽研經典。
20世紀30年代，在虎嵩山阿訇的倡導下，這裏建成了學校新寺。在此就讀的兒童與滿拉約300名。虎嵩山阿訇在此教學並任中阿學校的校長。他在學校裏實行中阿並授，為西北乃至全國培養了不少伊斯蘭教人才。1938年寺校分離，並舉行了首屆高小畢業典禮暨分立高等小學、清真大寺慶祝會。儀式非常隆重，駐軍師長馬鴻賓將軍也蒞會講話。
1936年5月14日傍晚，畢敬士一行到達三營。他們下榻在穆斯林開辦的旅店裏，受到了回族穆斯林的熱情款待。畢敬士在次日晚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們吃夾棗的三角形米糕。棧房邊上是中阿學校，是由我所認識的漢口馬阿訇的朋友安阿訇負責教學事務。當我將名片及馬阿訇開具的介紹信給安阿訇看時，他很高興，並給了我一張他的名片，要我帶回給漢口的馬阿訇。他非常友好，接受了我們的（基督教）宣教材料，但他說，在非《古蘭經》和《引支勒》（《聖經》）上寫‘必思米倆’是不對的。我們照了幾張他與學生合影的照片。”第二天，畢敬士訪問了三營鎮的幾所清真寺，會見了清真寺的阿訇和滿拉。在寧夏南部地區及其他地區考察了半個多月後，1936年6月4日，畢敬士來到了銀川，開始了10天的考察，一直到6月13日結束。在銀川，畢敬士參觀了清真寺和寧夏省立中阿學校等，已經在全國聲名卓著的虎嵩山阿訇，這時擔任銀川東大寺教長並兼任寧夏省立中阿師範學校教務主任，畢敬士在拜訪伊斯蘭教界的阿訇和經堂教育的師生以及中阿學校的教師時，虎嵩山也是他首選拜訪的對象。在拜訪期間，他給虎嵩山阿訇拍攝了難得的照片，畢敬士拍攝了虎嵩山阿訇及虎嵩山阿訇與滿拉合影的兩張照片，具體時間應該是6月8日。
在6月8日的日記中，畢敬士寫道：“下午參觀中阿學校，它是（馬鴻逵）省長資助建立的。它坐落在省長官邸邊上。我準備了名片送交王校長，但他沒在。我們見了教阿拉伯語的馬老師和楊老師，他們很健談。馬老師說，150名學生中的大多數是格底目派而不是哲赫林耶派。哲派學生隻有五六名。目前學校校長正在韋州。學校的教學任務不多，但紀律很嚴。我認為這對孩子有好處。馬鴻逵省長經常到學校附屬的清真寺禮拜。學生每天學阿拉伯語兩小時。我們看了他們的課本，是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印的。他們（學校老師）介紹說，王靜齋翻譯的漢譯《古蘭經》是好本子，故學校采用了部分。”
畢敬士拍攝的這些珍貴圖片和他留下的關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伊斯蘭教的資料，有關虎嵩山阿訇的照片和相關的文字材料及日記，都被珍藏在哈佛大學。20世紀前、中期的中國人，很少有人知道這些珍貴資料的下落，這些研究20世紀30年代寧夏伊斯蘭教的重要史料和佐證，記錄了虎嵩山阿訇在寧夏長期進行經堂教育和舉辦新型伊斯蘭教育的實踐活動，一直默默地躺在西方大學的角落裏，直到今天，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些資料的價值呢？隨著20世紀末期西方意識形態和伊斯蘭世界的對峙與衝突，西方學者開始更深入地研究伊斯蘭世界，畢敬士拍攝的這些珍貴圖片和相關的文字材料及日記，一次次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驚呼，而那些散落其間的有關寧夏的大量圖片與文字，也讓那些學者們越來越多地知道，中國腹地的寧夏，竟然對中國乃至世界的伊斯蘭教有著這樣的意義，早在半個多世紀前，西方的傳教士就帶著敬畏之心深入到這裏。
如今，三營已經發展成了寧夏南部地區著名的商貿集鎮，有著連接甘肅和寧夏的“寧夏南部第一鎮”之稱，也是中國建設部確定的全國500個重點建設試點鎮之一，年商品交易額超過億元。
五 斯諾：藍色眼睛裏的紅色部隊
1972年2月15日，中國傳統的春節，一個美國人因胰腺癌醫治無效，在日內瓦與世長辭。在北京什刹海畔住所的宋慶齡連夜親擬唁電稿，最後一句是：“（他）在中國人民的記憶中將永葆長青。”宋慶齡為什麼要如此悲傷？他的妻子按照他的遺願，把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到中國，墓址選在了他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一個外國人的墓址怎麼能被允許置放在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裏？他和寧夏有什麼關係？
這個美國人就是埃德加·斯諾，最初，他就是從未名湖畔起步，在宋慶齡的安排下進入寧夏的。
23歲那年，斯諾從家鄉的密蘇裏新聞學院畢業，在華爾街的一家廣告公司謀得一份差事。無意中，他獲得一筆資金，於是決定作一次環遊世界的旅行。中國是他旅行中的首選之地，他轉道日本來到上海，原計劃停留6個星期。在《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的挽留下，斯諾改變了原先的計劃，留了下來。
1933年，斯諾定居北平，接受了燕京大學新聞係的邀請，擔任新聞係的兼職講師，講授新聞特寫課程。在未名湖畔教書的日子裏，斯諾夫婦與學生們交往密切。學生領袖龔澎、黃華、姚依林、龔普生、陳翰伯都是斯諾家的常客，他們把斯諾的家比喻為“呼吸新鮮空氣的窗口”。
1934年，斯諾就想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盡管他已經收集了許多材料，但是這位忠於現實、正直的新聞記者卻因為自己沒有親臨一線采訪而一直沒動筆。1936年，當他得知駐守西北的張學良與紅軍之間達成停戰的消息時，認為自己進入陝北的機遇來到了：“那是具有極大誘惑力的被封鎖了九年的世界性頭號新聞，這徹底喚醒了我作為記者的本能欲望；我認為這次采訪的機會太重要了，不能錯過，如果有危險，我至少可以拿一點來進行自慰，這就是許多中國人已經為這個運動犧牲了生命，為了弄清為什麼，作這種冒險也是值得的。”
怎樣才能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封鎖進入陝北，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呢？1936年1月，斯諾特地從北京趕到上海求助於宋慶齡；當時另一位年輕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也向宋慶齡表示要去江西蘇區工作，但紅軍已北上，宋慶齡讓他等候時機。1936年5月的一天，斯諾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學未名湖畔遇見了北京學聯主席黃華，他說：“中國紅軍從瑞金到陝北長征，橫跨11個省，縱奔二萬五千裏，真是人類曆史上的奇跡啊！黃先生，我感到紅色中國太神奇了。我想到陝北去見毛澤東、周恩來，但我不懂漢語，請你給我當翻譯好嗎？”黃華說：“隻要你敢到陝北去，我就去給你當翻譯。”6月中旬的一天，黃華突然看到天津《大公報》上刊登範長江在中國的西北采訪後寫的通訊，報道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的情況，萌生了到陝北去的想法，想去參加紅軍。恰巧此時埃德加·斯諾告訴他，中共中央已秘密地同意他的請求，去陝北蘇維埃地區參觀采訪，兩個人便約好一起出發。宋慶齡很快為斯諾的旅行作出了安排，並通知喬治·海德姆也去。7月下旬，黃華和喬治·海德姆、斯諾在陝甘寧蘇區的保安縣（今陝西誌丹縣）重逢了。
8月下旬，斯諾在陝北的采訪計劃大體完成，便提出要去紅軍在寧夏的前線，這個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為保證他們的安全，中央派一個騎兵小分隊隨行護送，他們於8月中旬來到寧夏豫旺堡。當時的豫旺堡是寧夏同心縣的一個鎮，1936年是這個小鎮最輝煌的時期：西方野戰軍總部和紅一軍團司令部所在地，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和紅一軍團首長就駐紮在這裏。
1936年8月22日，西方野戰軍總部為斯諾和海德姆的到來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駐紮在這裏的中共高級軍事將領彭德懷、聶榮臻、左權、朱瑞、李富春等人及各師團的代表和駐豫旺堡的連以上幹部參加了大會。彭德懷和斯諾在歡迎會上講了話。斯諾高興地說：“你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擁護你們。我這次要把你們幾年來艱苦奮鬥的經過，去告訴全世界無產階級知道，最後你們應努力把（用）中國的革命模範來推動和領導全世界革命。”講演結束時，他又激動地高呼：“中國革命萬歲！”“紅軍勝利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斯諾的講話在場的紅軍聽不懂，經過黃華的翻譯後，贏得了熱烈的鼓掌。事後，住在豫旺堡附近楊家堡子的紅軍把斯諾的講演摘要用毛筆寫在一所民房的牆壁上，一直保留到20世紀60年代。
當時，紅一軍團第四師駐地在毛居井，距豫旺堡比較遠，就派了10多名代表，由政治部盧仁燦科長帶領，前來參加這個不同尋常的歡迎大會。他們從繳獲的戰馬中精心挑選了兩匹上等黑色駿馬送給斯諾和海德姆，並以師領導的名義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慰問信。斯諾接到信後，用生硬的中國話連聲說：“謝謝，謝謝！”又通過翻譯向紅四師的送馬代表盧仁燦反複表示謝意。接著，斯諾和海德姆跨上戰馬，繞場奔跑了幾圈，引起了全場一片熱烈的掌聲和熱鬧的笑聲。
此後，斯諾、海德姆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西征部隊中去，各自發揮自己的專長。斯諾以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習慣，每到一地，顧不得休息就立即進行緊張的采訪。海德姆每到一地，深入紅軍駐地了解那裏的醫療衛生狀況，受到紅軍和回民的熱誠歡迎。他在西征前線一邊陪同斯諾采訪，一邊給當地紅軍和回民群眾治病，當地回民對他非常友好，把他當做穆斯林兄弟對待，這使他很受感動。他發現回民中間姓馬的較多，為了更好地同群眾相處，便決定在自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麵加上馬姓，把後麵的“姆”字取掉，改名為“馬海德”。
在豫旺堡，由於他們住在西方野戰軍總部的院子裏，可以經常和彭德懷司令員交談。彭德懷給他們介紹了紅軍的生活情況、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和統一戰線政策，等等，還領著斯諾一起參加紅軍的政治會議，訪問紅軍連隊，觀看紅軍戰士劇社的演出，給斯諾的采訪提供了許多方便。斯諾對紅軍“每一個連和每一個團都有列寧室”感到新奇，在西方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劉曉陪同下，他到一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對紅軍的生活作了進一步觀察。
在豫旺堡采訪10天左右後，1936年8月26日，應徐海東軍團長邀請，斯諾前往駐下馬關的紅十五軍團采訪。斯諾和馬海德騎著紅四師送給他們的戰馬，經過5個小時的馳騁來到下馬關。途中，他們遇到前來迎接的一排騎兵戰士。來到城外時，當地軍民組成“歡迎委員會”夾道歡迎。在城內，紅十五軍團的廣大指戰員在兩旁列隊歡迎。城門上掛著一條“歡迎美國國際新聞工作者到蘇區調查”的橫幅。紅旗飄揚，軍號齊鳴，歌聲嘹亮，歡迎場麵十分熱烈。8月27日，斯諾與徐海東軍團長長談一整天，對徐海東的個人經曆非常感興趣，在《西行漫記》中專門寫了一章《紅色窯工徐海東》。
1936年8月29日，斯諾在徐海東陪同下，前往駐在紅城水的紅七十三師前線陣地參觀采訪，又找部分紅軍指戰員和當地回民群眾交談，較為係統地調查了解了紅軍和人民群眾的戰鬥生活情況。後又轉入吊堡子一帶對駐軍廣大指戰員進行采訪。9月7日，斯諾與彭德懷等領導人告別，取道甘肅環縣河連灣回到保安，10月21日又由保安到西安，後返回北京。這位傑出的記者在寧夏的日子結束了，到北京後開始撰寫《紅星照耀中國》，即中譯本《西行漫記》這本名震世界的不朽著作。《西行漫記》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記述在豫旺堡地區的采訪活動和感受，埃德加·斯諾是最早向世界宣傳紅軍時期寧夏的第一個外國人。
對豫旺堡鎮，這個當時紅軍與國民黨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斯諾是這樣評價的：如果不到這裏，就不會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不會相信正規紅軍的精神、紀律，特別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不會了解紅軍是中國唯一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那時，在寧夏的紅軍使斯諾看到了一種讓他感動的東西——快活。這是他在東方所看到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中國無產者。他認為，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現象，但“快活”這種比較高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紅軍剛剛結束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令斯諾震撼。他說：“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無論在人力麵前，或者在大自然麵前，上帝麵前，死亡麵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更多的東西，都體現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曆史中了。”
在寧夏，他從中極為強烈地看到了紅軍無論是領袖還是士兵都共有的一種品質，“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和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的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一篇篇有關紅軍的報道從斯諾的手中發出來。1937年10月，由這些報道結集的《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立刻震驚了全世界。在一個月內，5次再版，銷售10萬冊以上。它被稱為“是了解中國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曆史和政治意義的著作”。美國國務院把這本書列為美國官員了解中國的20本必讀書之一，從1938年～1966年，在美國發行了6.5萬冊，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寫遠東的非小說銷量都大。在全世界，這本書已有至少9種文字的譯本，至今每年的發行量平均在8000冊以上，它擁有億萬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