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裕固族一部分人說東部裕固語，還有一部分人說西部裕固語；瑤族人大多說屬於苗瑤語族
瑤語支的勉語，也有一部分人說苗瑤語族苗語支的布努語，還有一部分人說壯侗語族侗水語支的拉珈語。這樣，實際使用的語言數目就比較多，據有關專家調查和鑒定，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數目可能有80種以上。
在我國，說漢語的人口自然最多。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口多少不等。使用漢藏語係、阿爾泰語係等語言的人口較多，使用南島語係、南亞語係和印歐語係的人口較少。南島語係的語言主要是台灣高山族人民使用。如派宛、阿眉斯、布嫩、魯凱、賽夏、泰雅爾、雅美等語言；南亞語係主要分布在雲南南部，像佤語、德昂語、布朗語等；印歐語係的語言主要是俄語和塔吉克語，總人數僅三萬多人。
漢藏語係包括漢語和藏緬、壯侗和苗瑤三個語族。其中藏緬語族使用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華南地區，主要語言有藏語、門巴語、羌語、獨龍語、土家語、彝語、傈傈語、納西語、哈尼語、拉祜語、白語、怒語、景頗語等等；壯侗語族語言使用人口主要集中於兩廣和雲貴，如壯語、布依語、傣語、侗語、水語、仫佬語、毛南語、拉珈語、黎語、仡佬語、莫語等；苗瑤語族語言使用人口也集中在兩廣雲貴川地區，主要語言有苗語、布努語、勉語、佘語等。
阿爾泰語係有蒙古語族、突厥語族和滿-通古斯語族三個語族。蒙古語族包括蒙古語、達斡爾語、東鄉語、東部裕固語、土族語和保安語；突厥語族包括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烏茲別克語、塔塔爾語、撒拉語、西部裕固語等；滿-通古斯語族主要有滿語、錫伯語、赫哲語、鄂溫克語和鄂倫春語等。
總之，中國境內語言數量多，種類也多。很可能您說的隻是其中的一種。
諸葛亮說的是哪個朝代的話
哪個朝代的人說哪個朝代的話唄！諸葛孔明是三國人，誰人不知，誰人不曉？當然說的是三國時候的話了。果真如此嗎？《三國演義》裏明明白白地說，劉備三兄弟三顧茅廬，始見臥龍。當時，諸葛亮在床上翻了個身，坐起吟了一首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這就來了問題了。什麼問題呢？首先，這首詩對仗工整，平仄分明，是格律詩的形式。我們知道，格律詩產生在隋唐之際。南北朝時，沈約發現四聲平仄，並有意識地運用到詩歌裏麵，並形成後來十分講究聲律的“永明體”。而在三國之時，格律詩還根本沒有出現。這首詩要果真是諸葛亮吟出的話，那至少得在隋唐之後才能吟出，也就是說，他必須生在隋唐之後，才能有此“驚人之舉”。其次，從這首詩的用詞來看，其中的“草堂春睡足”，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詩中的“春睡”也就是“春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春天睡覺”或是“睡春覺”。可是，“睡”這個詞表示“睡覺”、“睡眠”的意思是很晚的事，大約在唐宋以後。
“睡”在古漢語裏的意思隻是指坐著打盹兒。《史記-商君列傳》有一段記載：“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這裏的“孝公時時睡”不是說他在睡覺或多次睡覺，而是不時坐著打盹兒。賈誼《治安策》有一句話“將吏被介胄而睡”，也是說將官們身著甲胄在打盹兒。
可見，《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說的是近代漢語，而不是中古漢語，也不是上古漢語。因為詩是用格律形式寫的，其中用詞又是近代漢語才有的用法，看來《三國演義》裏的那首詩不是諸葛亮吟的，而是明初人羅貫中的傑作。諸葛亮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生於三國之時，而吟於數百年後。
上麵這個事實說明，漢語在漫漫的曆史長河中經曆了多種多樣的發展變化。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大不相同，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也很不一樣。一般認為古漢語上自先秦，下至隋唐；近代漢語在魏晉南北朝時的口語裏已有端倪，如《世說新語》的語言，在隋唐時代的口語裏已有所發展，宋元明清是其鼎盛時期；現代漢語主要是指“五四”時期白話文取得統治地位以後的，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的民族共同語及各地今天的方言。
古代漢語、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除了有明顯的繼承關係之外，在語音、詞彙和語法等方麵都有一些重要的差異。比如剛才說到的“睡”，古代漢語意思是“打盹兒”，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表示“睡覺”。而表示“睡覺”這一含義的詞，古漢語多用“寐”或“眠”，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多用“睡”或“睡覺”。再如，古代漢語的疑問句代詞賓語往往放在動詞之前，判斷句不用係詞；近代漢語廣泛使用形尾“了”、“著”等，複雜的被動句大量使用；現代漢語大量吸收外來詞語，雙音詞彙大量增加等，這些都是各自不同的特點。
為什麼說外來詞語是各民族交往的見證
女孩兒喜歡吃巧克力、冰激淩，喜歡喝咖啡，也喜歡咖啡屋的溫馨情調；男孩子呢，喜歡湊在一起喝啤酒或白蘭地，有時或許還要來瓶威士忌。這些糖果啊飲料啊是我們的土產嗎？不是。“巧克力”、“冰激淩”、“咖啡”、“啤酒”、“白蘭地”、“威士忌”都不是中國的“土著”，而是漂洋過海來中國定居的，它們的老家不在中國，而是在西方國家。它們就是漢語詞彙中來源很特殊的一類--外來詞。
為什麼我們要借用人家的東西呢？語言學家陳原說：“每一種活著的語言，都有充分的吸收功能，這種功能，在很多場合比較明顯地表現於語彙上，也就是說，凡是有生命力的語言，它從來不害怕同其他語言接觸，而且在社會生活認為必需的時候，吸收自己本來沒有的新詞彙--這些詞彙反映了外麵客觀世界的實際。”他又說：“20世紀的現代世界中，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要排除外國的、異族的、外來的事物，在客觀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極端愚蠢的。”當今世界是個大流通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聯係日蓋緊密，人們的交往越來越頻繁，科學、技術、信息等的交流日趨廣泛，這就必然會帶來許多新鮮事物，而詞彙是社會發展變化最敏感的反映者，生活接受了必要的外來事物，如果不吸收相應的外來詞，就解決不了傳達信息的問題，交際就會受到阻礙。適當地吸收外來詞，會大大地豐富我們的詞彙寶庫，使我們的語言建築材料更加多樣。
魯迅一直倡導拿來主義，其中就包括吸收國外的語彙。他在《熱風-不懂的音譯》中舉了漢語吸收並一直使用著的許多外來詞，如：“靴、獅子、葡萄、蘿卜”等。 對於國外的東西，我們首先要拿來，然後分析、研究、消化、吸收，對於外來詞我們也要這樣。
最初遇到外來新事物、新思想、新方法時，人們還不能十分理解它的含義，為了趕緊“拿來”，就采用了音譯，用方塊字音譯，如“德謨克拉西（民主）”、“賽恩斯（科學）”、“費厄潑賴（fair
play公平競爭）”等，都是直接音譯過來的，這是一條很便捷的道路。但由於漢語本身的特點，用方塊字音譯的詞，有時很難上口，有時又會使人“望文生義”，於是往往廢音譯取意譯，前邊例子括號裏的就是意譯。
外來詞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純音譯的，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邏輯（logic）”、“雷達（radar）”等；一是音譯加上表類名的漢語語素，如“啤酒”，“啤”是從beer音譯過來的，“酒”是個義類。再比如“吉普車”（jeep+車）、“卡車”（car+車）、“芭蕾舞”（ballet+舞）等；三是音譯兼意譯的，如“X光”（x-ray）、“道林紙”（dolling-paper）等等。
外來詞正是這樣的一類詞：它反映了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的相互關係，是各族人民往來的一種曆史見證。它大大豐富了本民族語言的詞彙，使本族語言更富有生機和活力。
為什麼說成語是民族文化積澱的成果
你知道，“一衣帶水”緣自何處嗎？ 《南史-陳後主紀》裏有這麼一句話：“隋文帝謂仆射高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原來它的曆史還很久遠。我們知道的成語來源多，我們的曆史和文化知識就變得更加豐富。
漢語成語的來源非常廣泛，常見的有好幾個方麵。有不少成語來源於神話寓言，例如“精衛填海”來源於《山海經》；“愚公移山”來源於《列子-湯問》；“火中取栗”來自法國拉-封丹的《猴子與貓》。也有不少成語來源於曆史故事，例如“望梅止渴”源自《世說新語-假譎》；“聞雞起舞”來自《晉書-祖逖傳》；“四麵楚歌”來源於《史記-項羽本紀》。古人的詩文語句往往發展成為一些成語，如“虎視眈眈”來源於《周易-頤》；“舍生取義”來自《孟子-告子上》；“老驥伏櫪”來自曹操的《步出夏門行》；“物換星移”來自王勃的《滕王閣序》。此外，有時候人們的口頭俗語也可以發展成為成語，像“狼子野心”、“眾誌成城”等就來自古時的俚語；像“指手劃腳”、“拐彎抹角”等就來自後世的口語。
看，每個成語的背後都隱含著大量文化信息。 從上麵舉的例子裏麵我們可以發現，成語大多是四音節的。這同漢語語言片斷雙音節化有很大關係，雙音同雙音結合是現代漢語的一個主要節奏傾向。但“四音節”並不是成語的標誌，也有的成語是三音節或更多音節的。例如“既來之，則安之”、“樹欲靜而風不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就有不少人認為是成語。既然四字性不能作為判斷成語的標準，那麼以什麼為標準呢？成語必須具有意義的雙層性，字麵上是一個意思，實際上是另一種意思。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把成語構成成分的意義進行簡單相加，必須透過字麵義去進一步深入理解。如“鳳毛麟角”，表麵上是“鳳凰的毛麒麟的角”，實際上指“稀少而可貴的人才或事物”。 成語的結構一般較定型，不能任意變動詞序、抽換或增減其中的成分。如“任重道遠”不能改成“道遠任重”或“任重路遠”等。當然，在一定條件下，成語也可靈活運用。
由於成語有精練、形象的特點，因此在語言中得到廣泛運用。成語言簡意賅，如果使用得當，可使語言簡潔，增強修辭效果。如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事可做了，隻好夾起皮包走路。”裏麵用了成語“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形象鮮明簡潔地描畫出了司徒雷登孤立無援、可憐兮兮的模樣。總之，成語是一種具有意義的雙層性、比喻性和結構的定型性的語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