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者：軍校大學生除了是以強烈的軍人意識為祖國效命外，其他的與地方大學生並不存在判然的區別，隻是所從事的學業不同罷了。
問者：校園裏總是充滿著理想的浪漫的情調，一旦走出校門，突然發現校園與社會之間明顯橫隔著一道鴻溝，而許多學子們確實沒有很好的跨越鴻溝的心理準備，如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迷惘和失落。所以，有人指責說這是“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
答者：如果把社會比作一架大機器，那麼學校就好比—個鑄造廠，專門為這架大機器提供各個係統的零部件——也就是為社會輸送各類人才。按說，學校與社會之間應該有很默契的“一致性”，如果出現了很大的“差異性”，那麼就要檢驗一下自己的“理想尺度”是不是顯得很抽象了，或者現存的體製出了什麼問題。無端的指責隻能使問題僵化或者激化。
問者：也許正因為如此，不少大學生在假期或實習期間從事一些社會活動，譬如深入農村或城鎮搞調查，在一些國有企業或合資企業“打工”，從而矯正自己的“理想尺度”想盡量與社會達成一種默契。其間，也有個別女大學生打著為“生存計”的口號去當舞女甚至做“三陪”小姐，有人說這也是一種“社會活動”，對此，你們作何評判？
答者：我們在學校所學的知識是有限的，而社會的學問是無限的，隻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檢驗所學的東西，從而獲得更多的價值肯定。當然，社會的現實矛盾是不可回避的，競爭如此激烈！挑戰如此嚴峻！如果為“生存計”而不惜喪失大學生的尊嚴和人格，其行為是可悲的。
問者：據說軍校是封閉式管理，但聽了你們的事跡報告以及你們對“校園與社會”這一課題的論證，仿佛又在提倡一種“無牆的大學”？
答者：軍校管理是封閉式的，而教育是開放式的。目前世界上確實有許多著名學府是沒有圍牆的，但有沒有圍牆隻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而問題的內在實質要比這深刻和複雜得多。
問者：是啊！我們應該從何人手，來理清目前困擾大學生的“冰點”問題呢？
答者：“投資”兩字是叫得最響的時髦名詞，就從“教育投資”談起吧。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教育無疑是一項生產力的長期投資。特別是科技發展已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今天，在教育方麵的投資更是國際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它要求教育機構必須向著社會化的標準日益靠攏，也就是說，它不應該讓自己偏離社會的軌道，弄得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越跟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甚至出現深深的鴻溝。
問者：在畢業生就業市場和人才交流中心，你會看到許多被用人單位解聘的大學生、研究生，又似乎看似很自由地重新選擇自己的“對口”或“滿意”的單位，難道這就像有人所說的那樣，他們“太書呆子氣”、“高智低能”嗎？
答者：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完全有理由像在任何其他產業一樣，從個人、家庭乃至社會的角度，來追問在教育方麵的投資回報率究竟如何。如果我們畢業生在步入社會之後，居然發現自己所學的東西根本不敷其用，或者完全不會活用，那麼這種培養出“高智低能”的教育體製就很值得懷疑了。
問者：這種“高智低能”是怎樣造成的呢？我們能否把這個問題探討得更明白一些？
答者：一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需要經過十幾年貫製的培養，與其說學校是向學生們傳授知識，倒不如說是培養他們吸納知識和創新知識的興趣。再如校園，也應造就得更像是某種雛形的“小而全”的社會，以便向學生們提供操演未來生活的場所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