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愛人憑著我們個人的學識，在這裏保持一份普通的工作，一直幹到退休也沒有多大問題的。真正讓我猶豫的不全在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留在美國的40多歲的華人，大多數人寧願自己不要事業，也要留下來，為孩了創造今後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條件。我是個重事業不甘寂寞的人，既不想留下來犧牲個人事業，又不願回國使孩子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思前想後，我與愛人商量，還是為女兒著想，留下來吧。
一向器重我的川上敏明先生立即同意為我寫推薦信。臨走時，他不經意地說：“像你這樣的優秀人才，都留在美國，你們中國怎麼辦啊！”
這句話，像一股巨大的電流穿透了我的心，使我非常尷尬，無地自容。
是啊，學成不歸愧對國家，即使祖國母親能原諒自己的兒女，外國人也會恥笑啊！
回到家裏，我心裏平靜不下來，又和愛人談起是走還是留的問題。一提起自己的祖國，一提起四醫大，再一次打開了我感情的閘門。使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想起我第一次從日本學成回國後的許多往事……
我出生在軍人家庭，在軍營長大，父母親都是戰爭年代參加革命的。家庭的熏陶和教育，使我從小對軍隊就有著特殊的感情。參加工作後，學校和同事們對我的厚愛，更使我對軍隊、對學校的感情難舍難分。
8年前我第一次從日本回國後，作為學校眾多出國留學歸來者之一，學校對我十分信任，倍加愛護，晉升我為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讓我參加了國家和軍隊多項課題研究，還把國家863課題“抗體酶研究”協作單位負責人的重擔交給了我，並為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在我第一次出國歸來的3年時間裏，是我最為順心、最為愉快、最為理想的3年。因為，我們這些出國留學回來的人，得到了尊重，受到了重用，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我十分欣賞張海迪的一句話：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別人需要你。
我當時也有類似的感受，人的幸福是什麼？價值是什麼？
就是社會需要你，單位需要你，同事需要你。我的事業在中國，在四醫大！
想到這裏，我不僅對當初自己第一次回國的選擇感到欣慰，而且也堅定了再次回國的決心。當我把這一想法告訴我的愛人時，他也非常讚同。至於女兒長大後的高等教育問題，我們認為在國內照樣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回國對我們和孩子都有好處，全家不存在任何後顧之憂。
這時候，中科院院士鞠躬教授來美國作講學訪問，親自登門看望我們，不僅帶來了學校領導、專家教授和教研室同誌們的親切問候，也告訴說學校已經通過了“221工程”建設的重點學科，大家期待著我們回來。
聽了鞠躬教授的介紹，我倆心裏暖烘烘的。我拿出15年前結婚時我的導師蘇成芝教授贈給的小禮品蘇州繡巾，浮想聯翩……
1980年，當我考入四醫大，成為蘇教授的研究生那天起，他就對我充滿了信任和希望。在學術上嚴格要求，在生活上關懷備至；萬芷芳教授生前的學識和人品，我至今享用不盡；錢微教授為培養我的自信心和組織能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科室的同事們對我工作大力支持，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4年前，就在我到美國後不久，學校還批準我提前晉升為教授，又為我申報了博士導師，並獲得了國務院批準。
有什麼能比被信任更珍貴呢？
有什麼能比信任更誘人、吸引入？
隻有回到祖國去，回到我的母校，回到他們身邊，才是我最大的願望，也是我最真誠的回報！
經過一年多時間豫與惆悵、權衡與掂量的煎熬，終於戰勝了自我，下定了回到祖國去的最後選擇。當我和愛人把回國的想法告訴6歲的女兒時，沒想到她放聲痛哭，淚水撲簌簌掉在我的膝蓋上。我把女兒摟在懷裏，輕輕地問她為啥不想回中國，女兒抽涕著說：“我的小朋友都在美國。”以後，每當我倆提起回國的事，聰明的孩子隻在一邊默不作聲的看著我們，不讓爸爸媽媽為她而難過，卻始終沒明確說過願意二字。
1996年8月，回國之前我們全家開著自己的汽車，從美國的西海岸到東海岸作了一次告別性旅遊。
在美國牛活工作的近四年中，我們還難以抽時間外出，尤其像這樣的長途旅遊，舉家外出，今後的機會不多了。來到紐約、華盛頓、波士頓同事們家裏，有的人對我們的選擇深為遺憾，有的一再動員我們重新考慮，不要魯莽從事，勸我們為孩子著想。站在尼亞加拉瀑布前，我們百感交集，滿足、惋惜、沉重的感覺一齊湧來。滿足的是我們終於如釋重負，下定了歸國的決心，惋惜的是不知何時才能重逢，沉重的是報效祖國的重任在肩。
9月20日，我和愛人賣掉了小汽車，安排好學校派來接替我工作的一位博士的生活和工作，帶著購買的資料和細胞，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回國以後，我受到了領導和同誌們的歡迎和厚愛，學校任命我為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學教研室主任，把重點學科建設的重擔交給了我。同時，給了我很高的校的聲譽和形象。在專家教授的日常工作和對外交往中，學校黨委注意使他們在四個方麵做好表率：即做維護學校形象的表率，發揮對外交往的窗口作用；做為人師表的表率，發揮教書育人的榜樣作用；做求真務實的表率，發揮學術研究的標杆作用；做廉潔自律的表率，發揮醫德醫風的示範作用。1994年以來，在學校申報國家“221工程”過程中，由於專家組成員積極做工作，當表率，從而在全校上下形成了想“211”、幹“211”、奔“211”的良好氛圍，推動了申報立項工作的順利展開，並為學校的全麵建設和發展同舟共濟，為把四醫大建成一流的名牌醫科大學而努力奮鬥。
李林東和校長蘇博少將曾嚴肅地向政治教研室和學員隊幹部強調：要緊緊抓住“培養什麼樣的人才”這個根本問題，在育人上都要發揮“三個作用”：火把作用，路標作用，鑰匙作用。
火把作用——就是要照亮大家、明確方向；路標作用——就是要給大家指引前進的道路；鑰匙作用——就是能打開學員思想上的門鑰、鏽鑰。
並指出：盡管學校的政治教育隻占15%的比例，但是這個15%決定著學員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按照江澤民主席培養合格人才的要求，我們應對這個15%看得更重，一點也不能忽視。抓好了這15%，就管住了那85%；這15%搞不好，那85%就教不好、育不好。總之一句話，就是要靠政治全方位育人，讓理想之花盛開，培養出跨世紀的合格人才。
在二大隊采訪時，我們發現一個尋常而叉奇妙的現象：一位大隊幹部珍藏多年的筆記本中工工整整地抄錄著聞名世界的馬克思的“自白”；而有些學員在自己的筆記本扉頁上用英榮譽，授予我總後科技“銀星”稱號，我受之有愧，深感責任重大。
放棄拿綠卡，放棄在發達國家的永久居留權，舉家回國參加祖國和人民軍隊現代化建設，在我們學校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盡管我們的祖國還比較落後，也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正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絕大多數炎黃子孫，包括我校的在外留學人員，都不會忘記自己的祖國，不會忘記自己的根，他們和我一樣，在彷徨和猶豫之後，一定會以各種方式，把自己的滿腔熱情和全部知識貢獻出來，報效祖國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