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封閉太久了，禁錮太久了，外麵的世界究竟變得什麼樣子了？
要尋個機會，到外麵看看，看看……他暗暗地想。
機會終於來了——1973年他作為代表團成員，首次赴意大利參加國際腫瘤會議。
“當時國內有關部門對出訪人員限製很嚴，開完會議就馬上返回。那情景像放飛的一隻風箏，繩子一收，就拽回來了……”他不無幽默地淡淡一笑。笑裏隱蘊著對那次短暫而難得的出訪的珍惜與遺憾。
機會又一次來臨——1982年美國著名生化學家、諾貝爾獎兩度獲得者鮑林教授攜夫人訪華來到西安，時任陝西省國際醫學促進會副主席的張學庸就成了鮑林結識的中國朋友。
鮑林盛邀他訪美，他很是高興卻又難為情。他為此頗動了一番心思。
鮑林回國後依照他的想法給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盧嘉錫曾是鮑林的學生）寫了一封關於邀請張學庸訪美的信函。
盧嘉錫照此辦理，很快將信轉到有關部門，批準張學庸出訪一個月。
此次出訪歸來有何感受？
坐在飛機上的張學庸雙眉緊鎖，心情沉重：國外腫瘤醫學的發展突飛猛進，新興技術廣泛應用於診斷和治療，我們已經落後得太遠了……我們若不迎頭猛追趕上去，將愧對今人和後人！
“我國自然災害造成的大饑饉，生活條件的貧困和缺醫少藥的狀況，使一茬又一茬‘瓜菜代’患胃腸疾病。這就是為何成為胃癌高發區的原因。每年有16萬人死於胃癌，居各種腫瘤死亡人數之首！”張學庸痛惋地說。
作為我國消化病學界的知名專家，“16萬”這個黑色的數字，時時縈回在他的腦際。他感到一種危機和憂患，一種壓力和緊迫，一種作為科學家的良知與責任的驅動和催趕。
還是在“文革”後期，中國根本不具備高科技攻關的條件下，張學庸就以敏銳的洞察力縱觀世界消化醫學的進展，他選準了胃癌這一專題為突破口，開始了在“窘境”中攻克胃癌的艱難的曆程。
最前沿的必定是最陌生的。
選擇課題，申請經費，籌建實驗室，培養人才……一切都從零開始，他在跟時間賽跑。他沒有上下班的概念，家裏和實驗室也沒了區別。在家裏，他一樣工作到深夜；在實驗室，他經常一幹就是一個通宵。
一天，老伴炒菜發現鹽沒了，便對他說：“老頭子，快幫我買點去，等著下鍋哩！”
“啊？行，行。”他從資料堆裏抬起頭來，“鹽在哪兒賣啊？”
“在服務社。”老伴答道。
他愣了一會兒，又問：“服務社在哪兒啊？”
“哎，你這個活呆子啊……”
老伴哭笑不得，幹脆自己去買鹽。
“那就隻好辛苦你一趟了。”他衝老伴笑笑，又埋進資料堆裏了。
老伴既是他的“後勤兵”，又是他的“精神盾牌”。
就這樣，張學庸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進了他的胃癌課題的研究上。自1985年起，他領導研究組應用細胞雜交技術，研製出一組“胃癌單克隆抗體”，又稱“生物導彈”——它具有依靠抗體對腫瘤相關抗原的特異反應能力，像長了眼睛一樣，能在早期發現胃癌病人，使之得到及時治療，能有選擇地把抗癌藥物集中到腫瘤組織，殺傷癌細胞。
張學庸敏銳地意識到這種技術的獨特威力，把攻關的重點集中到了征服癌症的這一“分支”。
為了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他想方設法為學生們創造機會，讓他們走出去，再帶回來。
他說我們奉行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讓國外一切有益的東西為我所用。
他推舉他的研究生樊代明東渡扶桑，帶回了單抗技術。
隨之，張學庸親自坐鎮，率領課題組沒白沒夜地泡在實驗室展開攻堅戰：近2萬張病理切片從他們手中製作出來；15000張ABC免疫酶標一張張在顯微鏡下進行純化、分離和定性檢查；從28600多孔細胞株中，篩選出分泌抗體能力強的雜交瘤細胞……僅僅一年，就製備出了能穩定分泌單克隆抗體的鼠源性雜交瘤細胞16株，其中有抗結腸癌的、有抗胃癌的。經免疫組化鑒定，能100%地與結腸癌反應，與胃癌反應陽性率在90%以上。還建立了數株人源性雜交瘤細胞株，能分泌抗胃癌單克隆抗體。
他們的成功引起了國內外專家的矚目——
日本東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的安達勇博士、慶應大學的土屋雅春教授一行，以日本人具有的靈敏嗅覺捷足先登趕來了；美國俄亥俄大學的歐多銳秀教授一行，瀟灑著美利堅合眾國的浪漫情趣從大洋彼岸飛來了；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巴讚教授一行，誠惶誠恐地穿越馬六甲海峽的風暴跑來了；外國專家參觀後，讚歎道：沒想到你們起步晚，而衝刺的速度如此之快！這太難得了，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1989年，“抗胃癌鼠和人單克隆抗體係列的製備及臨床初步應用研究”獲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相繼又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就在世紀行將交替的時分，國際衛生組織在向聯合國總部遞交的一份報告中斷言：人類將在21世紀降服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