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造成工廠倒閉，工人失業。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期間，僅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廣州等20多個城市，即有27000多家工廠企業倒閉。抗戰勝利時，上海有4000餘家大工廠，1947年1月開工率占20％；1至6月倒閉工廠、商號1600餘家。天津當時有工廠5000餘家，1947年開工的隻有5％，95％的工廠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在重慶，1946年全年倒閉工商企業7000餘家。隨著工廠倒閉、停工，各大中城市到處是失業大軍，1947年失業半失業工人，上海近200萬人，重慶18萬人，天津、青島各為7萬餘人，昆明為6萬人。當時，南京政府善後救濟總署《為懇分函各有關機關實施救濟長衡兩市勞工意見書》說：湖南長沙、衡陽二市的失業工人，“扶老攜幼，寄宿露天，饑寒交迫，風雨不蔽”，“居則倚危牆而搭棚，三五共處；食則采野蔬充膳，僅堪療饑”。
在國民黨統治的廣大農村，由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需要，一麵加緊向農民攤派各種名目繁多的各種田賦、稅捐，自耕農負擔達到收獲量的60％～80％，佃耕農除50％地租外，還要負擔15％～20％的苛捐雜稅。一麵在農村大量征兵，1946年為50萬人，1947年增至150萬人；強征民夫更無可勝計，造成大批農業勞動力逃亡或流離失所。同時，在1946至1947年間，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據南京政府統計資料：1946年有19個省600萬畝耕地被水淹，1947年有15個省受災。趁災禍蔓延之機，高利貸猖獗一時，在廣東龍門縣竟有1年間本利高達貸款的5倍，其辦法：借穀伸銀，每百斤35000元，其銀本至早穀登場時，照時價折算交穀175斤，由銀伸利穀，每千元合利穀10斤，限兩造交清350斤，合計本利需還525斤。高利貸橫行的結果是造成大量耕地荒蕪，1946年在粵、湘、豫三省有5800萬畝，1947年拋荒耕地廣東達75％，江蘇為60％，安徽、湖南在30％以上，河南為25％。據1947年3月，察哈尓省主席傅作義給南京政府呈文稱：“年來因治安不靖，民生凋蔽，人民無力耕種，因而荒蕪之土地為數甚大，就可靠之調查統計，至少在400萬畝以上，約占全省已耕地總麵積三分之一。”當時，外國經濟專家估計，國民黨統治區1946年農業產量，僅及1932至1936年間平均產量的三分之二，1947年隻合抗戰前的60％。1946年9月28日，宋子文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所作政治報告中承認：“三十五年（即1946年）度，遭逢數十年未有之饑饉，災民達數千萬。”當時，國民黨吉林省新聞處長葉顯銳在給南京當局《為平抑物價貢獻芻蕘》中呼籲：“中國已臨著經濟大危機的關頭，若不設法挽救，恐將因經濟的破產使政治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