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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在蔣介石積極依附美國，準備發動全麵內戰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高度發展。四大家族控製的四行二局等中央和地方金融機構的特權，實行通貨膨脹和金融投機，成為掠奪人民的主要手段。抗戰後隨著內戰的升級擴大，蔣介石政府出現巨大財政赤字，1946年為43000餘億元，1947年高達27萬餘億元。彌補巨額赤字的唯一辦法是濫發鈔票，增加通貨發行額。1945年發行法幣10319億元，1946年增至37261億元，比上年增2.6倍；1947年更增至331885億元，比1945年增長32.2倍。鈔票發行額以天文數字劇增。抗戰結束時，官定法幣對美元彙率為20比1，1946年2月下旬，陳立夫以中國農村電影教育公司董事長名義，按此彙率預購外彙119萬美元；3月初，重慶國民政府正式開放外彙市場，法幣對美元彙率規定為2020比1；至8月中旬，又調為3350比1。僅6個月時間，陳立夫坐漲利潤167.5倍。1947年2月以前，黃金允許公開買賣，四大家族從國庫中大量拋售黃金；2月以後，又宣布禁止黃金自由買賣，強製收兌民間散落黃金，並於3、4月間發行短期庫券美金3億及美金公債1億元，在這一放一禁，一拋一收之間，大發橫財。四大家族更假接收之名，大量占有日偽之工廠和民營工業，使官僚資本在國家工業係統中的比重急劇上升，宋家幾乎控製了平津地區的輕工業，僅天津中紡七廠擁紗綻32萬餘枚，占天津紗綻的84％。由官僚資本控製的中國蠶絲公司，到1946年8月，已擁有上海、江浙兩地的八大繅絲廠，798台機器；此外，還在嘉興、蘇州、上海等地設立蠶絲、製絲、絲綢工廠。1946年，中國蠶絲公司貸款200億元，承辦春繭、蠶農養蠶，每擔鮮繭成本至少需15萬元，而公司規定價格卻隻有10萬元，收購時實際付價則低到7萬元，還不到成本的一半。宋家控製的台灣糖業公司，以極低的價格收購台糖，其成本加運費每市擔不過5萬元，而轉銷到上海後，1946年6月中旬開價73000元，月底升到123000元。1946年春夏間，陳係報刊曾披露了孔、宋兩家利用“糧貸”投機的新聞：1946年4月，重慶國民政府放糧貸10億元，宋係的商業公司為受貸主要公司，利用糧貸到處高價搶購糧食，使上海市場米價由每擔3萬元躍到63000元。甚至“糙米賣主隻要51000元一擔，他們卻硬要以55000元買進，一定要使大米價打破63000元的大關”。
由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巨額軍費，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巧取豪奪，加上美貨的源源湧流，使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陷於嚴重危機。據當時南京政府主計部統計局資料：1946年全國躉售物價平均總指數比抗戰前物價水準上漲3790餘倍，1947年更漲至為27100餘倍，兩年中增長率為18.2％；1946年全國零售物價平均總指數比抗戰前上漲4300餘倍，1947年增為37300餘倍，兩年中月增長率為17.8％。1947年2月17日，蔣介石政府頒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禁止黃金買賣及外彙流通，凍結生活指數，限價配售日用必需品，藉以控製物價上漲勢頭；但這些措施都徹底失敗。據南京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關於1947年度物價波動概況的報告》稱：1947年物價共經曆了四次漲風：第一次為年初至2月底，物價總指數上升68％；第二次為4月下旬至7月中旬，上升100％；第三次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上升74％；第四次為11月中旬至年底，上升30％。其中上漲最烈、對人民生活影響最大的是米價，每擔米1月為6萬元，6月升為50萬元，7月達到65萬元，11月底竟為110萬元，上漲19倍。直接受到物價衝擊者首先是城市居民，有關的統計資料說明：1937年上半年，一個成年男性城市居民每月總消費值平均為15.04元，到1947年度上升為397026元，增長26000餘倍。從1946年1月到1947年12月間，每月生活費總指數增長率約為18.5％。據當時美聯社一則新聞報道：法幣100元，在1937年尚可買兩頭牛，到抗戰勝利時，隻能買一條魚，1946年可買一個雞蛋，到1947年底隻能買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