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犧牲九年後，日本戰俘營的在押戰犯大野泰治完成了一份文字交待——《趙一曼被殺害的經過》。作為當事人（1936年春，大野泰治是偽滿洲國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他的筆供令人怵目驚心，以下是該材料的節選：
我（即大野泰治）到珠河縣一個星期後的一天下午約五時左右，遠間率領警察隊回縣公署，我出門迎接他們時，看見他們押著一輛牛車，車上有兩個婦女。遠間指著躺在車上的那個婦女，向我報告說：“這個女人是在螞蟻河畔戰鬥後從民宅跑出來的，被我們警長開槍打傷了，由於用的是七九步槍子彈，傷口很大，流血過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喪命的可能，我們把她連同俘虜一同解來了。請快些審問吧，免得她死了。”
這個婦女，穿著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著，臉伏在車台上，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傷者頭發散亂，大腿的褲管都被血灌滿了，在不斷往外滲。
我擔心她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從而失掉可能的情報，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來！”她從容地抬起頭來看著我，看見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麵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三步。我讓遠間找個適當的審問場所。遠間同縣公所的翻譯詹警衛商量之後，決定在馬料房的高粱垛上進行。從審訊中，知道她叫趙一曼，二十七歲，在婦女抗日會工作，家庭是個富戶，本人受過中國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這些問題上，她態度坦然，答語明快。
當問她關於趙尚誌部隊的事時，她回答：“關於抗日聯軍的事，我不知道。”
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麼地位。她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問她：“為什麼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她一下子提高了聲調，做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她說：“我是中國人，日本軍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於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著解釋嗎？”接著她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做了揭露。她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像個身負重傷的人。她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聽就懂。當翻譯把她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著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她的宣傳對象了。我就說：“好啦，別扯這些閑話了，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就夠了”，阻止她再往下談。從她的談話內容和態度上看，我覺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到遠間的宿舍裏去，遠間正在清洗戰鬥的塵汙。我對他說：“喂，可捉到一個了不起的人了！”遠間說：“是嘛！是怎樣一個人啊？”我說：“還不太清楚，但是從教育程度上看，從講話的態度上看，我認為是個在中共裏占有重要地位的人。”遠間問：“那麼，她的生命怎樣呢？”我說：“問題就在這裏，對這樣強硬的女人進行審訊可不那麼簡單，若是聽憑她死掉，我們就立不了功啦。總之，最好找一個高明的大夫來。”遠間吩咐仆役喚來一個警察隊員，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趙一曼那裏去審訊。還沒等我張口，趙一曼就指著照料她的那個姑娘對我說：“這個姑娘是我臨時藏身的那戶農民的孩子，當時因為嚇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沒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裏來，而且她的家裏肯定在惦念她。請你們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著說：“要是把這個姑娘放回去，誰來照顧你呢？你好好地回答問題，回答完了，我打算讓你們一道回去。”但趙一曼仍固執地要求把這個姑娘釋放。我本想把這個姑娘關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慮到在獲得情報前，不能讓趙一曼死掉，還需要讓這個姑娘看護她。“這件事要由我們來決定。”說著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傷口，“這是幹什麼？”趙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紮著繃帶的手慢慢地伸出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隻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著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的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麼中共身份，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麼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幹脆不說話了。
大夫來了，這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我把大夫領到外邊去，命令他：“這個女人，不管怎樣也不能在這裏死掉，必須把她解到哈爾濱去，希望你能盡一切力量，保證她還能活十天。”大夫給她注射了兩針樟腦液，檢查傷口後，對我搖搖頭說：“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證她活命恐怕辦不到。如果能度過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說：“不管花多少錢，也要保持她的性命。總之，這是你的責任，有必要的話，到明天早晨，就守在這兒給她治療吧。”對我的強迫命令，他臉上露出難色，但還是服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