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趙一曼那裏去進行審訊，警士告訴我，夜裏給她打了三針。
在審訊中，我用了多種手法，進行了各種嚐試，甚至不顧她的傷勢，施加殘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沒有改變態度。趙一曼在痛楚中也沒有緘默，她對我說：“與其喊叫，要我別隱瞞自己的行動，倒不如用這裏的事實來說明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比如，不管你們抱著什麼目的，給負傷的人治療，總是正當的，可是對一個重傷的俘虜用刑不能說是正當的吧。日本人這樣殺害我們的同胞，恐怕是難於計數的！”我叫喊道：“別說了，你說在戰爭裏殺人是壞事情嗎，你這是胡說。”同時我心裏想，對這個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麼的，不如先從周圍的多數人來調查她的行動。於是決定把當時縣公署拘押的二十多個人陸續地提出來審問。
從早到晚，為了審問到趙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譯。我不擇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這些人裏沒有一個了解趙一曼的。我對翻譯說：“她的工作做得可真徹底呀，怎麼會連一個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個膽小鬼提來，再試一試看。”於是把一個三十多歲的矮漢子提來，進行第二次刑訊。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門板上，給他灌涼水，涼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澆涼水，還用破爛布抽他的嘴，讓他感到難於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趙的一些情況：“她是個工作員，經常從這個堡子到那個堡子，召集堡子裏的群眾講話，把他們組織起來，指導他們團結一致，進行抗擊日軍的鬥爭，比如，怎樣偵查日本軍的行動；怎樣向組織方麵報告；怎樣協助抗聯軍等等，她都做過指示。她幾乎是獨來獨往，走起路來飛快，比抗日聯軍還快。她一來，堡子裏的人立刻就集合起來，聽她講話，然後根據她的指導行動。”我又問：“在押犯裏還有誰了解她？”經過再用重刑，他指出一個人來。我說：“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嗎？”又給他上刑，他略微尋思了一會兒說：“不知道。”其他的話再也問不出來了。
我把他指出來的那個人提出來用重刑，經過幾次拷問，他供出：“趙尚誌部隊的幹部在我們的堡子裏開過幹都會議，我出來進去端開水，照料會場內外，看見趙一曼也出席了。看樣子，她同趙尚誌的地位一樣，其他的團長的意見，如果她表示反對，總是聽從她的。”我聽他說完了這句話，又給他上刑，我說：“你以為把她說成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過去了麼？你這個東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給他灌涼水。”他說：“別灌了，我說。我沒有說謊，她是縣委，握有領導的權力。”聽到這兒，我心裏想，“會慢慢地說出來的”，於是又給他用刑，可是他說了上述那幾句話後，又想了一會兒，隻說：“我不知道了。”
我從這二十個人的刑訊中，還不能肯定他們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趙一曼是縣委還是其他什麼樣的人也不能確定。我的結論是：“趙一曼是一個以珠河為中心，把三萬多農民堅固地組織起來的中心指導者。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無誤的。”
俘獲趙一曼的第三天，從哈爾濱來了兩名憲兵。他們來到縣公署，對我說：“聽說你們逮到一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倆帶到趙一曼那裏去了。憲兵用笨拙的中國話問她，她什麼也沒有回答，又是用憤怒的眼睛瞪著他們。憲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譯，一點東西也沒有得到。
從這裏我覺得，我那樣的審問方式對她是無效的。我以為既然逮到了，總要想法子讓她對抗日組織起破壞作用，從而給自己取得功績。我懷著這樣的野心，決定把她解到哈爾濱。我對趙一曼說：“今天就到哈爾濱去。”趙一曼回答：“就是到哈爾濱，也不想活下去！”接著她又尋思了一會兒，說道：“在未走以前，請你們把那個可憐的姑娘開釋了吧！叫她伴著我去哈爾濱可不行。”對她的頑強態度我簡直無法應付，隻好把那個姑娘釋放了。珠河縣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趙一曼一道坐火車去哈爾濱。到哈爾濱後，我們把她關進濱江省公署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裏。
特務科長山浦公久、特高股長登樂鬆、特高股長、警佐大黑照一連同我一共四個人商量怎樣處置趙一曼。我詳細報告了審訊經過以後，提出如下的意見：“押起來，給她治好傷，當作破壞抗日組織的反間用。”大黑反對，說：“這樣頑固的女人，要想把她當反間用，辦不到，而且傷那樣重，還是殺了為妙。”大黑所以反對我的意見，是因為擔心我負的責任太大。談來談去沒有結果。我又說：“其實，利用她，還是利用別人，都可以。總而言之，我們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殺幾百個抗日軍效果還大呢！”山浦科長耐心地聽罷我的解釋，做了如下的決定，說：“治療所需的必要費用和監視的責任由大野來負，就這樣，把她先看押起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