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身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張學良深諳蔣介石“一斧兩砍”之計，因此不願在剿共的內戰中拚光東北軍，更不願在外患日深、亡國日促的危難關頭成為民族罪人，遂痛下決心，與西北軍司令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兵諫這一最激烈的方式逼迫蔣介石掉轉槍口，全力抗日。“西安事變”收到了奇效，使全國抗日力量得以重新聚合，擰成一股繩。但愚直的張學良決意擔當全部責任，陪同蔣介石返回南京。飛機剛剛降落在金陵機場，張少帥即淪為階下囚。1936年12月31日，南京政府軍法會審張學良，奉命“演戲”的審判長為國民黨元老李烈鈞，他判處張學良十年徒刑，剝奪公民權五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四天後（1937年1月4日），張良收到了蔣介石親筆簽發的特赦令，他的十年徒刑可免，卻“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出爾反爾的蔣介石要用軟刀子割人不見血。
蔣介石恨張學良，可謂恨徹心肺，恨透骨髓。他認為，“西安事變”是中華民國最大的轉折點，其強勁的死敵——共產黨軍隊本已危如累卵，卻意外地得到喘息之機，從此聲勢壯大，隻用短短的十三年時音便從他手上硬生生地奪走了大好江山。像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總歸是至死不悟，不可能有勇氣承認他一手造成的政治上的黑暗和軍事上的低能是致命的敗因。他歸咎張學良卻又遲遲不報此仇以泄心頭之恨，這完全不符合蔣氏一貫心狠手辣的作風，明白內情的人都知道，他這回是拗不過夫人宋美齡和小舅子宋子文，才強行咽下了那口惡氣。要不然，張學良的下場又豈止是幽禁這麼簡單，他的腦袋也會與西北軍司令楊虎城的腦袋遭到同等惡運，像圓溜溜的西瓜一樣被敲出紅瓤。1955年到1956年間，張學良曾遵命寫過一篇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文章，他在文中痛心疾首地懺悔道：“良立誌救國，反而誤國……”這究竟是不是他掏心窩子的真話？天下雖大，恐怕沒有幾人能吃得準。
終蔣介石之世，張學良死罪得免，活罪難饒，禁錮之中他所能享受到的自由非常有限。蔣介石死後，繼位的蔣經國示外界以寬仁，容許張學良與一些久違的朋友重新接觸。憑仗這道聖諭，將近八十歲的衰翁又可以多得一點生人之樂了。這個小圈子無疑像是孫悟空用金箍棒劃出來的圈子，對新聞界而言仍是相當封閉的，中間橫隔著一道牢不可破的鐵壁銅牆。這個小圈子即後來傳為美談的“三張一王轉轉會”，三張是張學良、張群、張大千，一王則是王新衡，他們四家輪流作東，定期聚會，那樣其樂融融倒使不少國民黨政要眼紅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