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片論》討論的“不良品質”包括吹毛求疵、挑剔、笨拙的羞怯、輕蔑、貪婪、野蠻、跋扈、輕率判斷、偽善、怠惰、說謊、心懷惡意、粗心大意、魯莽、怯弱害羞、頑固、膽小，等等；而“優良品質”則包括彬彬有禮、仁愛之心、慷慨大方、榮譽、謙遜、勤奮、仁慈、愛學習、謙虛、有禮貌、謹慎、敬畏之心、自我控製、自我克製、自我抑製，等等。為不同的品格提供某種“德行的清單”，對於心智啟蒙不失為一種便利可行的方法。首先，它的內容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其次，它教我們學會理解人，因為它教會我們通過對人的具體品格的定義、特征和性質來取得對它們的認識，並促使我們依據在這些知識基礎上的合理判斷來有所行動，或對自己有所節製。
心智啟蒙既包括個人的道德教養內容，也包括公民的社會美德內容，而重點則更傾向於前者。一個多世紀前，梁啟超在中國環境中將道德分為公德、私德兩個範疇，公德是指那些促進群體凝聚力的道德價值觀；私德是指有助於個人道德完善的那些道德價值觀。對一個群體的凝聚力來說，最必不可少的自然是公德，但私德也十分重要，因為一個群體的總體素質最終取決於該群體個體成員的素質。因此，梁啟超認為私德絕非隻是個人問題，它的首要價值乃在於有助於群體的集體利益。
今天，公德、私德的區別仍然存在，但已經不需要那麼強調，因為今天人們對於梁啟超所關心的“群”已經有了與他非常不同的理解和認識。由於民主思想的傳播，今天的人們大多把個人首先當作公民，而不隻是國家的一分子，“公民”這個人格需要有一種比“國民”的民德結合得更緊密的公德和私德。20世紀的極權統治讓人們對“民德”的政治內容有了更充分、更清醒的認識，因為無數的事例讓他們看到，私德也許並無太大瑕疵的個人完全可能像納粹分子艾克曼那樣成為製度性作惡的工具，體現在艾克曼身上的那種分裂的“民德”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的心智啟蒙有了與梁啟超時代不同的宗旨，它是民主的，不是國家主義的，也就是說，它不隻是為了造就能增強群體凝聚力的個人道德素質，而且更是為了造就一種能增強與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相一致的公民個體道德素質。隻有這樣的公民個體道德素質才有助於促進民主群體的凝聚力，也才是心智啟蒙的現階段目標。
啟蒙的目標必然反映在啟蒙所提供的知識上，不同目標的啟蒙一定會對啟蒙者的知識和學問提出不同的要求。清代思想家黃宗羲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又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梁啟超對此說深表讚同，他說：“此誠示學者以求道不二法門哉！夫既曰各人自用得著，則亦聽各人之自為擇。”也就是說，一個人做學問並不是單純的積累“知識”，啟蒙也不是單純地把這樣積累的知識寫成文章告訴別人。啟蒙需要知道為什麼目標而啟蒙，啟蒙者的知識是為這個目標而服務的。啟蒙的目標是一種對特定社會、政治生態下現實需要的判斷結果。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梁啟超時代的中國，以今天中國的情況來看，人性、人心的啟蒙與公民知識的啟蒙具有相同的目標，那就是為在中國形成公民社會和民主生活秩序做一些必要的準備，這也是聽良心的鼓聲要走的路。
聽良心的鼓聲與他人同行，在這樣的結伴同行中，“能走多遠”取決於朝著什麼目標和有怎樣的行為。許多人因為身處極端的環境中，而不能有與良心的內在導向相一致的行為，他們的行為變得與良心無關或相背離。阿倫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和《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對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有過經典的政治道德分析，而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Milgram）的“對權威的服從實驗”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許多不做好事或者做壞事和作惡的人，不是由於“良心泯滅”或是“沒有良心”，而是因為存在著遠比良心更強大的左右他們行為的力量和權威。因此，心智啟蒙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幫助人們了解這些權威及其力量的行使方式，讓他們知道人為何會“不由自主”地服從這些力量，這種服從又具有怎樣的心理和認知特征。
人們在外力限製、思想操控、威權統治麵前，能否擁有抵抗的意願和行動的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對自己心智的認識。統治權力對人們的操縱、愚弄、宣傳洗腦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利用了人們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弱點。人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弱點，以及對自己情緒、欲望的無知為統治權力的操控提供了機會，也創造了條件，而統治權力的操控則又使得受害者更加難以擺脫自身的限製。因此，心智啟蒙必須針對人自身的愚蠢、冷漠、軟弱和懈怠。我們需要承認人性中有惡的積習，對之保持足夠的警惕，並知道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克服這些傾向。心智啟蒙必須在認識和改造這些惡的積習中完成。社會的進步取決於人類不斷努力去消除人心改進與自然傾向的對立，這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獨自完成的。人心和良心的社會性決定了個人隻有與他人一起，聽良心的鼓聲才有結伴遠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