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開汴京去杭州赴任之前，蘇東坡為了漢字的結構和意義，與王安石抬了幾回杠。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為了更好地替變法提供理論依據，宋神宗按照王安石的意思下詔，朝廷設立經義局，由王安石提舉，修撰《周禮》、《尚書》、《詩經》新義，而後頒行天下，作為選官取士的標準。
《三經新義》一經頒行，全國的學子們便丟下四書五經，扭頭去啃“王安石語錄”。這倒不是說《三經新義》解說得多麼深刻，而是假如不能仔細領會書中的內容，那就別想有官做。
盡管王安石的學問包羅萬象，蘇東坡卻毫不掩飾自己對王安石學問上的不屑，對《三經新義》進行了嚴厲地批判，尤其對“字源說”給予了近乎蔑視的嘲諷。
“字源說”帶有濃厚的佛教思想，是王安石的獨得之秘，全憑對漢字結構的想當然而作，其本身學術價值不是很高。王安石卻樂此不疲，對“字源說”苦研不輟直至老年，後來竟然出了一本書，取名《字說》。
蘇東坡是文學理論批判的先行者，他采取“反證法”、“歸納法”、“結合法”等方法，結合手頭上的具體資料，對“字源說”提出了質疑。
有一天，蘇東坡遇到了王安石，問：“‘坡’字何解？”
王安石一本正經地說：“‘坡’字從土從皮，故為土之皮也。”
蘇東坡問：“‘滑’字從水從骨，可為水之骨乎？”
王安石白了蘇東坡一眼，說：“‘鯢’字從魚從兒，故為魚之子也。”
蘇東坡問：“‘蠶’字從天從蟲，可為天之蟲乎？”
王安石又白了蘇東坡一眼，說：“‘篤’字從竹從馬，故為竹鞭馬也。”
蘇東坡哈哈一笑，說：“‘笑’字從竹從夭，不知有何可笑。”
王安石說：“‘駟’字從馬從四，故為駟馬高車。”
蘇東坡說：“‘鳩’字從九從鳥，亦有一說。”
王安石不明就裏，問：“何說？”
蘇東坡說：“《毛詩》雲：‘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爹帶娘，共是九個。”
王安石當時沒回過味來，還在琢磨蘇東坡說得是否有理。直到蘇東坡走出老遠，王安石才回過味來：這小子竟然變著法挖苦我。
王安石正在生氣，蘇東坡拐了回來，畢恭畢敬地問：“‘犇’字何解？”
王安石說：“‘犇’字從牛，三牛奔也。”
蘇東坡問：“‘麤’字何解？”
王安石說：“‘麤’字從鹿，三鹿走也。”
蘇東坡問：“牛比鹿體壯，鹿比牛敏捷，‘犇’與‘麤’為何意思相反呢？”
王安石登時語塞，苦思冥想了好長一會兒，也沒能想出合理的解釋回答蘇東坡的提問。
單是和王安石抬抬杠也就算了，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蘇東坡也不給王安石留麵子，經常把王安石氣得想揍人。
宋人筆記上記載：
王安石召集閣僚商議朝政，問：“《漢書》上說，西漢的楊雄曾因為想不開，投閣自殺未遂。你們都談談對楊雄自殺一事的看法。”
沒等眾人開口，蘇東坡大袖一擺，說：“西漢真有楊雄這個人？”
一時惹得哄堂大笑，王安石氣也不是，怒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隻好不搭理蘇東坡，繼續議事。
好在蘇東坡被攆出了朝廷，不管潁州，還是杭州，隻要不給自己搗亂，王安石倒是樂得做個“好好先生”。
蘇東坡兩次就任杭州，尤其後來就任杭州太守（《元史》作“刺史”）時，對杭州的城市建設頗有成效。在疏浚西湖時，蘇東坡帶領杭州人民，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築起一條南北走向的堤岸。杭州人民為了紀念蘇東坡的功績，遂將這條堤岸命名為“蘇公堤”，簡稱“蘇堤”。
《西湖傳說》上記載了一句民謠：“西湖景致六吊橋，一株楊柳一株桃。”“六吊橋”指的是“蘇堤”上的六座單孔半圓石拱橋，自南而北依次是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
“蘇堤春曉”是“西湖十景”之首，是跨湖連通南北兩岸的唯一通道，穿越了整個西湖水域，為觀賞全湖景觀的最佳地帶。元代將其稱之為“六橋煙柳”，足見人們對它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