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過年來，蘇轍再次向宋神宗上書，極力反對均輸法及市易法。由於言辭過於激烈，宋神宗將奏折扔到了一邊，並未理會蘇轍的“胡言亂語”。
蘇轍不死心，致書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責新法。王安石大怒，要加罪於蘇轍，多虧陳升之勸阻，王安石才平息了怒氣。
蘇轍被攆出了汴京，任河南府留守推官。半年後，張方平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出任陳州知州。宋神宗對張方平很是推崇，對其極力挽留，怎奈張方平去意已決，宋神宗隻好遂其所願。
張方平剛剛抵達陳州，便征召蘇轍為陳州教授（古時設置在地方官學中的學官）。在張方平的保護下，蘇轍暫時遠離了朝政是非。
此時的形勢已經很明朗，改革派暫時占了上風。就在這個當口，不識時務的蘇東坡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保守派陣營，與王安石唱起了對台戲。
蘇東坡之所以與王安石對著來，不能歸咎於蘇東坡沒事找抽，也不能歸咎於王安石性格太倔，最主要的原因是青苗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事與願違的情況。
青苗法在理論上能夠站住腳，卻不大容易推行，因為需要借高利貸的都是窮苦雇農。貧苦雇農無力償還高額利息，又沒有值錢的東西作抵押，因此無法辦理借貸手續。
這就出現了問題，急需借錢的窮人官府不敢借，官府想要借給錢的富戶用不著借錢，上級把完成貸款的數額作為官員的政績，下級官員無法層層落實，便強迫窮人貸款，再往後，幹脆瞞著上級弄虛作假。
報喜不報憂，是下級蒙騙上級的常用伎倆，上級都喜歡聽自己想聽的，沒人願意對著一攤子破事焦頭爛額。王安石像多數上級領導一樣，有喜報盡快奏來，有憂報最好別說。就這樣，報告實際情況的連同不太聽話的禦史又被摘掉了一批。
官卑職小的蘇東坡憤怒了，再也管不住自己的筆鋒，連續越級給宋神宗上了兩封奏折。這兩封奏折寫得很好，洋洋灑灑數千言，雄辯滔滔，直言無諱，將青苗法的過失全部引向了皇帝本人。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
“……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仆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這下可不得了，蘇東坡是誰，官職雖小，名氣卻大。平心而論，蘇東坡的上書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既有善意的規勸，又有苛酷的批評，此文一出，立刻在汴京引起轟動。
王安石正式出任宰相，在工作崗位上剛剛站住腳，蘇東坡在這個時候出來搗亂，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奇怪的是，王安石並沒有追究蘇東坡越級上書的責任，而且默許蘇東坡得到宋神宗的召見。
由此可見，王安石還是比較惜才的，對蘇東坡給予了格外關照。這要是換了別人，恐怕還沒見到皇帝就已經歇菜了。
就在蘇東坡以為自己躲過一劫時，王安石又頒布了一條變法科目：三舍法。
“三舍法”全稱“太學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規定：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三舍法”以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上舍生定員一百人，內舍生定員二百人，外舍生剛開始不定員，後來定員七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