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宋時期，蘇軾已經開始了提高詞的地位的努力，但是曆代文人一直被“文章小道”、詩尊詞卑、作詞休閑的觀點所束縛。靜安先生也在為此而努力，他先引用陳子龍的論點，認為五代的詞之所以特別優秀是因為它表達了真實的情感，在這一點上，它和唐詩是相同的，隻是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因而根本無文體的高下之別。
正如先生所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今天的我們常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其實都是指這一朝代最流行的文體，文體本身沒有過時的問題，隻是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最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文體，人們認為現階段這種文體最適合自己來表達思想感情，於是這種文體就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這與文體本身的地位尊卑沒有關係。
文學非後不如前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餘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四言詩衰微而後有了楚辭，楚辭衰微而有了五言詩，五言詩衰微而後有了七言詩，古詩衰微了而後有了律絕，律絕衰微而後有了詞。一種文體流傳的時間久了，隨著人們運用它創作的數量增多，自然會形成俗套。即使是才華橫溢的作者，也很難從中自出新意，所以他們往往舍棄這種體裁而創作其他的體裁，以便自己從舊文體中解脫出來。一切文體之所以會始盛終衰，都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如果說文學發展的水平是後代不如前代，我不能認同。但是就一種文學體裁而論，那麼這種說法實在是非常正確。
再好的文體，再好的表達方式，當用其來創作的人太多時，天長日久，可用的創意與靈感終究會消耗殆盡，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怎樣創作，都難以避免拾人牙慧，這樣一來與其抱殘守缺，還不如另辟蹊徑，追尋新的表達方式，逐漸形成了新的文體，這樣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新路，完成文學創作的華麗轉型。
這一條文論是先生的文學發展觀，很有進化論的意味，因而也被冠以文學進化論的名頭。概括而言，這一觀點的主要內容是：一部文學史其實是各種文體前後相繼的文學發展演變史，舊的文體逐漸衰微，新的文體不斷湧現，從而使得文學整體的創作保持生機和活力，而就具體每一種文學而言，也都經曆了發生、發展、興旺、衰落、死亡的過程，也就是他在《宋元戲曲考》中所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每種文體之所以經曆由盛到衰的過程，是因為在其興旺階段往往會形成創作的範式，久而久之就成為一種陋習，從而喪失了最珍貴的創新精神；文學發展前進的動力是來自一部分傑出的作家，他們為了打破這些陳規陋習而發展新的文體作為抒發情感的手段，從而逐漸為大家所接受，由此走上另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就一種文體而言，它在興盛之後必定是衰落死亡，因而可以說是後不如前，但是如果在整個文學史中看的話，則不存在這樣的說法，因為新文體不斷出現，也就總有新的成就，因而總體上看，後代要超過前代。
這種觀點很有力地批駁了上麵文論中所說的詩不如詞的觀點，但也有的學者對此持不同態度，並通過例證來說明有很多時候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比如古體詩衰落，律絕興起，而實際情況是唐代律絕興盛的同時，古詩經過改進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賀的許多名篇正是古體詩，而詞在南宋走上衰微道路後，卻在幾百年後的清代又出現了複興，對於這種情況，一般認為古體詩在唐朝的中興，並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並不能說明先生的觀點的不正確，因為有唐一代的文學之盛是空前的，不光古體詩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其他很多文體在唐代名家的手中都煥發了活力，因為文體隻是抒情的載體，故而有唐一代的文學家可以選擇任何他們喜歡的體裁，但是總體而言，唐代律詩是主流，而且取得的藝術成就最高，詞在清代的中興道理也差不多，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它所繼承的體裁也是最多的，因而眾位文學家的選擇餘地也最大，清詞的藝術成就當然不容抹殺，但是一來它沒有五代北宋的宏大氣象，二來相對於清代的小說，其藝術成就也不能與之相比，“回光返照”用在這裏似乎比較恰當。
不能盡言詩詞之意
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詩經》《古詩十九首》，以及五代、北宋時的詞，都沒有題目。這並不是說那些作品均為“無題詩（詞）”，而是詩詞中的意義，沒法用題目概括。《花庵詞選》《草堂詩餘》兩部詞總集為每首詞安排一個標題，甚至連本來沒有題目的作品也要如此，就猶如觀看一幅非常好的山水畫，就說這畫中的是某座山、某條河，這麼做可以嗎？詩有了題目，詩就會滅亡，詞有了題目，詞就會滅亡。但是擁有中等才能的人很少有能明白這一點而能超群出眾的。
詩之三百篇、十九首分別指代《詩經》與《古詩十九首》。《花庵詞選》是南宋黃升所編的詞選，《草堂詩餘》是編於宋代的詞選，編者不詳。
寫詩最主要的原則就是自由，沒有自由的表達，那詩必定索然無味。有題無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將標題強加給詩詞。詞的主旨並不局限於題目，意蘊更是不限於題。強行給詞加上標題，活水也就隨之變為了死水，又怎樣能夠欣賞到詞本真的意蘊呢？《花庵》《草堂》之舉，猶如狗尾續貂、畫蛇添足，也難怪靜安先生深感不以為然了。
詩詞是對自然的感悟，也是對人生的詠歎。所謂“美刺（讚美諷刺）、投贈（贈送）、詠史、懷古”這些古人對詩歌作用的概括並不算錯，所有的詩基本都可以概括進去，但摻入太多不必要的政治與社會色彩，就會喪失詩歌的本真。隻有發自內心，才有動人心魄的力量。文學是需要自由呼吸的，詩歌更是如此。給詩歌的主旨強加上種種不確的臆想，以此為詩，仿佛帶上了沉重枷鎖，又如何能夠自由表達感情呢？
每種文體在誕生之初，都是為了作者抒情的需要，言為心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我手寫我心”，沒有太多的樊籬桎梏，因而這時的文體不用加題目，縱便有也隻是為了記錄而不是為了限定，而文體向工巧的方向演進時，也就同時意味著桎梏的增多，這就需要作者們精心的雕琢，甚至在動筆之前必須對所寫之物了然於胸，這固然有好的一方麵，但是另一方麵卻也阻礙了它本該擁有的一種靈動的神韻，因而從這裏我們也可以說，加上題目其實意味著限定的增多，同時也就意味著一種文體開始走上工巧雕琢的標誌，而這時候也就到了月圓之時，準備虧了。以詩詞為例，詩詞中的意義，應該由文本本身來決定，不同的讀者對於文本所進行的不同解讀，或者同一讀者對文本所進行的缺乏確定性的解讀，將賦予文學作品極大的彈性空間，而審美活動隻有在這樣的空間裏才能得到足夠的活力。如果文學作品被特定的題目所限製，那麼這種文字上的獨裁終將使對美的還原和再創造活動枯竭，循規蹈矩的想象和教條式的美學原則將促使文學迅速地僵化，並走向衰老。
先生非常欣賞“自振拔者”，他自己在填詞時也始終力求不落窠臼。然而他還是過於信任優秀文學家的力量。但時代的演變與文學思潮的湧動，是個人無法阻擋的，文學體裁也隨之不斷變化，所謂豪傑，也都是因勢而起、應運而生的。詩歌就猶如詩人在舞台上的心靈獨舞，但假如觀眾已無心欣賞，那麼舞姿再優美也終究成就有限。文學最終是屬於其所在的時代的。當這一年代已如孤帆般在曆史的浩渺煙波中離我們遠去，隻留下一個遙遠而優美的影像時，屬於這個文體的時代也隨之悄然落幕。即便有少數英才能夠寫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但也已經無法繼續引領這個時代的文學大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