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薑夔詞而言，先生或許是出於自身的好惡，或是沒有仔細領會，因此總體評價不是很高。其實，薑夔的詞猶如深穀清泉，悲冷幽咽，一腔真情隱含在冷峻的表象下，不深究是不容易體會到的。
先生對吳文英的詞並不讚賞，評價不高，但吳文英的詞意境變幻多端，場景紛至遝來，且詞中蘊含有一種飽滿而清晰的情緒，因此也不要輕易否定。
先生對辛棄疾是非常推崇的，認為他的豪邁氣魄、性情與風骨都是其他詞人所不具備的，後世模仿他的詞無法得其神韻，因為後人沒有他那種偉大的胸襟氣度，詞作之中豪氣幹雲，後人即便有意模仿，也欠缺了那份渾然天成的氣魄與胸懷天下的坦蕩，最終隻能畫虎類犬、東施效顰。
蘇曠辛豪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①也。
①此處意即東施效顰。
蘇軾的詞曠達，辛棄疾的詞豪爽。如果沒有二人的胸襟而學其詞，隻能是東施效顰。
一直以來，都有“詩莊詞媚”“詩言誌，詞言情”的說法。詩要充滿陽剛之氣，是用來表達誌向的，即便是抒情詩也往往蘊藏著豐富的內涵，將人生誌向暗蘊其中，而詞長短句子混搭，富有韻律，顯得委婉動聽，帶有柔媚感，因此詞是用來專門抒情的。詩更接近於陽春白雪，而詞偏向於下裏巴人。
婉約詞是詞的主流，也是詞的本來麵貌，但在宋代出現了兩位大詞人，他們的風格迥異於此前的諸位詞人，賦予了詞這一文體新的靈魂。這兩個人就是蘇軾與辛棄疾，他們讓豪放詞這個概念在文學史上占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讓詞這一文體從此剛柔並濟。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是靜安先生對於二者詞風的總體概括，同時又可以用來借指其性格特征。
蘇軾的性格與李白相似，政治上的失意以及與下層百姓的深層接觸，讓他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當這與他曠達的性格以及卓越的文學天賦相結合的時候，一篇篇深邃而又清雄淡遠的詞作就展現在我們麵前了。
蘇軾的曠達其實可以從他的《赤壁賦》中略窺一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天地之間，萬物都各有歸屬，如非自己應當擁有，就算一分一毫也不求取。生老病死，富貴榮華，也都不過是生命中要經曆的一個階段，凸顯出蘇軾的這一份逍遙與豁達。
蘇軾一生坎坷多難，但始終都保持著一份自然清新的心態，沒有怨天尤人，而每當朝廷需要他、起用他時，他總是鞠躬盡瘁，有這份心胸氣度，才有了他曠達的詩詞文章。
辛棄疾終生都懷有一腔報國熱血，是擁有文韜武略，久經沙場的英才，他以收拾舊山河為平生之誌，但是南宋渡江後，權奸當道，賣國偷安，還要製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中興假象，在此背景下，辛棄疾就顯得很不合時宜，滿腔的忠憤之氣無以宣泄，隻好寄情詩詞，慷慨悲歌，我們從耳熟能詳的“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就能感受到那種豪放和無可奈何的悲涼，這樣的胸襟是一般人無法體會的，更是難以模仿的。
蘇軾的詞靠的是絕世才情，是氣度，是哲人的偉大智慧；辛棄疾的詞靠的是胸襟，是沙場鏖兵多年的膽識，是頂天立地的英豪壯歌。這些東西都不是尋常文人靠在書齋裏寒窗苦讀就能領略到的，因此先生說後人試圖模仿他們，不過是東施效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