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獨立的傳統
媒介的獨立性表現在媒介從政治中分離出來，並發展出了一套新聞專業理念與專業操作手法。長期以來，中國的媒介從屬於政治或政府部門，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新聞也從未成為一種職業，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才有所改觀。從民國時代開始，中國有了第一批職業記者，有了相對獨立的新聞媒體，形成自己的職業規範與職業理念。例如，民國時期的報人都以不做官或不介入黨派政治為他們的政治和人格底線。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不願做官，多次拒絕官帽的誘惑。張季鸞、胡政之等人在接辦《大公報》頒布“四不原則”的同時，即約定不接受來自官方的任何募款，不許擔任有任何官俸的“公職”，如誰要去做官必須馬上離開《大公報》。成舍我更是從五四時期開始把做官和加入黨派政治視為獨立辦報的最大危害。徐鑄成也曾以幽默的語氣拒絕陳布雷的政治勸誘，他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他們的這種集體性的政治和人格態度必然會滲入到這一曆史時期的學術和報刊理論的建構中去。正是在這樣一種理念的支持下，民國時期在中國新聞史上出現了堪與世界主流大報相媲美的成熟媒體，《大公報》就是代表。謝泳先生認為，“舊中國的新聞事業，我個人認為在《大公報》身上已經很成熟。這更主要體現在它所具備的現代新聞觀念上。初期的《大公報》即能確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預示了它日後的成功，加上它後來形成的‘文人論政’辦報思想，可以說代表了特定階段內中國新聞發展的最高水平。”這種追求獨立的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也表現在儲安平《觀察》周刊上。今天，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在中國媒體中有重新複蘇的跡象，許多媒介人不約而同地把學習對象指向《大公報》和《觀察》等民國時期的刊物，因為這些刊物當年所堅持的專業主義已成為今天的珍貴傳統資源。
（三）媒介論爭的傳統
媒介的獨立和自由程度可以從思想的多元光譜來觀察，多元的思想論爭總是與多元的媒介發展相伴而生的。晚清以來，幾乎所有政治的、學術的論爭都借助於媒體來開展，這是大眾傳媒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重大改變：晚清以前的集權統治時期，政治與公共議題從來都是在朝廷上開展，很少延伸至宮廷以外。但清末以後，從維新變法時期的改良與保守之爭，到後來的革命與改良之爭，再到後來的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等，幾乎都是通過大眾傳媒來開展的，唱主角的不僅有政治人物，更多的則是知識分子及媒體人。這種通過媒介進行的“文人論政”傳統同樣是中國媒介製度變遷中的寶貴資源。實際上，自1911年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及取消報律之後，盡管媒介管製時有反複，但由於“新聞自由”的理念已成為社會共識，媒介管製相對寬鬆，特別是在1911年至1928年期間，辦報門檻降低，辦報主體多元，各種類型的媒介相繼湧現，這為包括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基爾特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互助主義、泛勞動主義、新村主義及工讀主義等等各種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各種媒介之間進行的思想、文化、政見之爭反映出思想界、傳媒界的活躍。
顯然，這一時期相對寬鬆的媒介製度（創辦刊物隻需實行登記製，無需政府部門審批）帶來了報業的繁榮，報業的繁榮進而推動了思想的爭鳴與交鋒，思想的百家爭鳴又反過來促進了媒介的發展。以雜誌為例。據統計，1932年全國雜誌共876種，1933年為1724種，1934年為2086種，1936年為2734種。這些雜誌思想政見不一，互相爭論，思想氣氛也因此十分活躍。媒介之間基於政見的論爭在今天已非常罕見，因而它成為中國媒介製度變遷史上的寶貴傳統。
（四）爭取媒介自由的傳統
盡管民國時期的新聞自由屢遭壓製，但廣大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種爭取新聞自由的傳統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寶貴財富。
1915年，袁世凱企圖複辟帝製，意欲收買《申報》以作為己之喉舌，袁派人對史量才誘之以權財，史量才竟將此人逐出報館。同年12月31日，袁世凱頒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並命國內各報必須照登。史量才消極抵抗，拖到最後，有意將“洪憲紀元”四字刊登得很小，並故意刊出《本館啟事》，雲：“接到警察廳通知，如仍沿用民國五年，即照報紙條行嚴行取締，停止郵遞。”以此表達對極權專製壓製報人的強烈不滿。還有《申報》。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為了聲援和鼓勵十九路軍抗戰，《申報》怒不可遏，連續登載多篇文章抨擊政府的隱忍和軟弱，公開提出“結束一黨專政”，認為“一黨專政”是中國社會貧弱落後和各種災難的萬惡之源。鄧演達被殺害之時，該報還義無反顧地刊出宋慶齡撰寫的悲憤文字《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團體》一文，並公然支持宋慶齡和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公開表示支持該組織“保衛人權、保衛言論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張，同時嚴厲地譴責政府和“領袖”鉗製和絞殺言論自由和出版權益的專製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