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橋詞典》是對傳統小說文體的一次成功顛覆，而它真正的獨創性，是運用民間方言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從而揭示出一個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們意識到的民間世界。馬橋的人物故事大致分作三類：一類是政治故事，如馬疤子、鹽早的故事；一類是民間風俗故事，講的是鄉間日常生活，如誌煌的故事；還有一類是即使在鄉間世界也找不到正常話語來解釋和講述的，如鐵香、萬玉、方鳴等人的故事。第一類故事是政治性的，含有曆史的慘痛教訓。如對隨馬疤子起義的土匪的鎮壓、地主的兒子鹽早所過的悲慘生活，都是讓人欲哭無淚的動人篇章，閃爍著作家正義的良知之光。比較有意思的是第二、三類，馬橋本身是國家權力意識和民間文化形態混合的現實社會縮影，各種意識形態在這裏構成了一個藏汙納垢的世界，權力通過話語及對話語的解釋，壓抑了民間世界的生命力，第二類民間風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壓抑的民間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絕來自社會規範和倫理形態的權力，如誌煌的故事，是通過對"寶氣"一民間詞的的解釋來展開的，在其前麵有"豺猛子"的詞條，介紹了民間有一種平時蟄伏不動、一旦發作起來卻十分凶猛的魚，暗示了誌煌的性格，而"寶氣"作傻子解，這個詞語背後隱藏了民間正道和對權力的不屈反抗，最後又設"三毛"詞條，解釋一頭牛與誌煌的情感。通過這一組詞條的詮釋，把極度壓抑下的中國農民的所恨所愛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第三類被遮蔽的民間故事更加有意思，像萬玉、鐵香、馬鳴等人，他們的欲望、悲愴、甚至生活方式，就連鄉間村裏的人們也無法理解，也就是說，在權力製度與民間同構的正常社會秩序裏，無法容忍民間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長，這些人隻能在黑暗的空間表達和生長自己，在正常世界的眼光裏他們乖戾無度不可理解，但在屬於他們自己的空間裏，他們同樣活得元氣充沛可歌可泣。這種含義複雜的民間悲劇也許光靠幾個語焉不詳詞條和不完整的詮釋是無法說清楚的，但這些語詞背後的黑暗空間卻給人提供了深邃的想象力。
張煒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7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殿軍之作，它所描寫的是一組發生在田野裏的故事，具有極其濃厚的民間色彩。小說寫了一個"小村"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曆史，它由三類故事所組成：一類是傳說中的小村故事，一類是民間口頭創作的故事，還有一類是現實中的小村故事。第一類故事帶有傳奇性，如流浪漢露筋與瞎眼女閃婆浪漫野合的故事，如農民金祥千裏買鏊子改變了小村的食物方式的故事，等等；第二類故事主要是通過人物之口轉述出來的曆史故事，明顯經過了敘述者主觀的誇張與變形，成為口頭創作文本，如金祥憶苦，獨眼義士三十年尋妻的傳奇，等等；這兩類故事的民間色彩極強，似與具體時代的意識形態無關，即使有個別的故事脫胎於時代烙印，如憶苦大會，但經過了敘述者的藝術加工，也使之充分民間化了。隻有第三類故事即描寫現實中的小村，才隱隱約約地透露出70年代中國農村的信息。但由於小村曆史是以寓言化的形態出現，所以，小村其實是一個基本處於自在狀態下的民間社會。
小村曆史本身就是一則寓言。作家將敘述時間的起點置於十幾年後的某一天，村姑肥和丈夫重返小村遺址，麵對著一片燃燒的荒草和遊蕩的鼴鼠，麵對著小村遺留下的廢棄碾盤，肥成了小村故事的唯一見證人，其他一切都消逝殆盡。全書共七章，第一章采用了肥夫婦倆的視角來回憶往事，但自第二章始，作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敘事者，正式插入故事場赴，由回憶帶來的真實感逐漸為寓言的虛擬性所取代。小說的結尾處，作家不再回複到敘述的起點，而是結束於小村曆史的終點：在一場地下煤礦的塌方，也就是村姑肥背叛小村祖訓、與礦上青年私奔的時刻，一個神話般的奇跡突然出現：
無邊的綠蔓呼呼燃燒起來，大地成了一片火海，一匹健壯的寶駒甩動鬃毛，聲聲嘶鳴，尥起長腿在火海裏奔馳。它的毛色與大火的顏色一樣，與早晨的太陽也一樣。"天哩，一個......精靈！"
這個結尾使小村的曆史完全被寓言化了，由回憶始，由寓言終，當事人的回憶在纏綿語句中變得又細膩又動聽，仿佛是老年人講古，往昔今日未來都成混沌一片，時間在其中失去了作用。
小說的無時間性不僅僅指那些獨立的傳奇故事，它還包括一些故意擺脫了曆史參照係的現實性事件，就好像一般寓言作品中經常使用的"很久以前"、"古時候"、"從前......"等等不確定的時間概念，使故事本身與時代背景相分離一樣。這一特點在《九月寓言》裏表現得相當突出。如第六章"首領之家"，集中寫村長賴牙一家的故事，暗示了鄉村權力者的淫威與醜陋，若把它放在70年代初的政治背景下去理解，可以找出許多時代的蛛絲馬跡，但作家顯然有意回避了這類表麵的影射，而在賴牙和大腳肥肩夫婦的家庭生活裏插入了兩個故事，一個是大腳肥肩虐待兒媳婦的慘劇，另一個是大腳肥肩三十年前的情人獨眼義士尋妻的佳話，這兩個故事都描寫了大腳肥肩的狠毒、刁辣、薄情和心理變態，但更主要的作用是把一個本來含有現實政治內涵的家庭故事消融於民間傳奇之中。同樣，第二章寫瘋女慶餘逃荒到小村，暗示了60年代初"自然災害"在農村的可怕後果，，但這個故事的現實悲劇很快又被農民金祥千裏買鏊子的傳奇所衝淡。從中可以體會到小說的敘事特色：作家采取了"寓言"的筆法，一次又一次地在現實故事中插入無特指時間性的敘事，把故事從具體曆史背景下扯拉開去，扯拉得遠遠的，小村的曆史遊離開人們通常所認識的曆史軌跡，便展示出無拘無束的自身的魅力。
於是，正如有的評論家詩意地指出："《九月寓言》造天地境界，它寫的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小村，小村人的苦難象日子一樣久遠綿長，而且也不乏殘暴與血腥，然而所有這一切因在天地境界之中而顯現出更高層次的存在形態，人間的濁氣被天地吸納、消融，人不再局促於人間而存活於天地之間，得天地之精氣與自然之清明，時空頓然開闊無邊，萬物生生不息，活力長存。在這個世界裏，露筋與閃婆浪漫傳奇、引人入勝的愛情與流浪，金祥曆盡千難萬險尋找烙煎餅的鏊子和被全村人當成寶貝的憶苦，乃至能夠集體推動碾盤飛快旋轉的鼴鼠，田野裏火紅的地瓜，幾乎所有的一切都因為融入了造化而獲得源頭活水並散發出彌漫天地、又如精靈一般的魅力。"8這種天地境界的造化並不回避小村人物質財富的極度貧乏，但作家更強調的是他們的近乎可憐的精神需要。相傳小村人的祖先是一種叫"鯅鮁"的魚，有劇毒，誰也不敢碰。其實這不過是反映了正常社會對小村的拒絕心理，"鯅鮁"不過是"停吧"之誤傳，小村的曆史起源於流浪人，他們從四麵八方逃難到平原上，感到疲憊不堪，於是一迭聲地喊：停吧，停吧，就這麼安下小村來。所以，小村社會形成某種無政府狀態，小村人的心理依然向往著無拘無束的田野流浪生活。小說裏的民間傳奇故事都與流浪有關，而且當描寫到小村青年男女在夜色蒼茫中無目的奔跑的意象時，總是洋溢著青春蓬勃的生命力，也可以說，這樣的田野聚會與奔跑對小村人來說就類似於民間的狂歡節，是他們所確認的精神需要。"憶苦"也是一種類似民間聚會的集體活動，"憶苦"是"文革"時期統治集團的一種統治術，具有鮮明的政治目的，然而這個嚴肅的政治活動在社會底層的民間卻產生另外一種含義，金祥與閃婆這兩個傳奇人物都是"憶苦"的好手，尤其是金祥憶苦，成了幸福的提醒者："在寒冷的冬夜裏，給了村裏人那麼多希望，差不多等於是一個最好的歌者。"實際上憶苦的政治目的在民間已經很不明確，人們從金祥那種充滿神奇、驚險、刺激、怪誕的民間故事裏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就仿佛今天青年人期待聽一場流行歌曲。金祥是一個出色的民間歌手，他把"憶苦"這個沉重的話題轉化成充滿趣味與魅力的精神食糧，填補了小村人在漫長冬夜中百無聊賴的心理空間。
張煒筆下的小村曆史可以用"奔跑"和"停吧"的意象來涵蓋。一旦由"奔跑"轉換為"停吧"，便是善良漸退，邪惡滋生，獸欲開始取代人性力量，於是有了男人摧殘婆娘，惡婆虐殺媳婦，也有了男人間的自相殘害。小村的曆史就是一個寓言，有人性與獸性的搏鬥，有善良與邪惡的衝突，也有保守與愚昧對社會進程的阻礙，一切衝突都可歸結為"奔跑"與"停吧"的轉換。小村最終在工業開發的炮聲中崩潰、瓦解、消失，正如小說中一個人物所歎息：世事變了，小村又一次麵臨絕境，又該像老一輩人那樣開始一場遷徙了。"停吧"時代行將結束，小村人將在災難中重歸大地母親，將在流浪中重新激發起蓬勃的生命力。結尾時的寶駒騰飛，或可以說是小村寓言的最高意象。
第二章 寫作空間得到不斷擴展
社會轉型的另外一個方麵是拓展了各種新的生活空間領域，或者是改變了舊有生活空間的實質內容，這給當代文學創作帶來了相應的變化，即表現為對寫作空間的拓展。如果舉其大概而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隨著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意識的日趨自覺，當代詩歌和小說中出現了具有鮮明個人立場的女性題材創作；又由於80年代以來大量中國人留學或移民國外，隨之興起了海外新移民題材的文學創作；還因為和平時期軍隊生活的特殊性，軍旅題材創作也有了新的發展，由傳統的敵我鬥爭意識的藝術表現轉向了對軍人深層個性心理的探詢。這裏必須明確的是，寫作空間的拓展不僅是指創作題材的開拓，同時它還意味著形成了新的審美形態，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富於創造性的因素，這實際上是在更加切近文學自身的層麵上打開了新的寫作向度。
女性寫作空間的開拓。盡管女性意識在本世紀的中國文學中是早已有之的內容，像丁玲、蕭紅、廬隱、張潔、舒婷等女作家的創作都明確表現出女性對自由與平等的向往，並且其中也含有女性視角及修辭方式的自覺，甚至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還反映出了與當代女性寫作的個人化傾向相溝通的潛在可能，但在當代女性文學的主張者看來，90年代以前的女性寫作處在一種"'花木蘭式境遇'--化妝為超越性別的'人'"，這也就是說，其中所表現的女性自身特征是有一定限度的，多半會為無性別之分的知識分子精英意識所遮蔽。這種情形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變化，特別是90年代之後，女性寫作終於形成了與此前截然不同的新向度。女性文學的主張者認為"90年代女性寫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別意識與性別自覺。......女性寫作顯露出在曆史與現實中不斷為男性話語所遮蔽、或始終為男性敘述所無視的女性生存與經驗"。從根本上來看，這種新向度是一種著重於表現女性自身特征、並且更加個人化的寫作傾向，其中所表達的女性意識已不是與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識，所揭示的女性問題也不再具有共名的普遍意義，反之，這種傾向所展露出來的女性視角更多地聚焦於寫作者的個人世界之中，尤其是作為女性的個體生命體驗之中，是以獨特的個人話語來描繪女性的個體生存狀態（包括相對私人性的生存體驗，也包括女性的軀體感受、性欲望等感性內容）。
這一新的寫作傾向的最初成就是80年代中期的女性詩歌創作：翟永明的大型組詩《女人》宣示了女性自覺寫作的開始，隨後唐亞平的組詩《黑色沙漠》、伊蕾的組詩《獨身女人的臥室》和翟永明的另外兩個組詩《靜安莊》、《人生在世》陸續問世，以及陸憶敏、張真等女詩人也在此前或此後寫出了大量盡管風格各異但全都意在表現女性個體生存體驗的抒情詩，這些作品構成當代女性寫作的第一個高峰。這些創作比較一致的特點，是幾乎都把男性世界和權力世界作為一個反抗的對象，作者們都在努力確立女性自己的話語方式，以期達到對意識形態中心話語的顛覆。這些作品裏出現了一係列二元對立的意象組合，比如女性/男性，黑夜/白晝，月亮/太陽，癲狂/理性，反叛/占有等等，作品在尖銳的對照中突現出女性生存的感性內容，同時瓦解了社會曆史的種種虛妄假象。翟永明在《女人》中所精心營造出的"黑夜"意象，後來逐漸為大多數女詩人接受，並成為女性詩歌創作的核心象征，把它表現成在消除了男性話語遮蔽後浮現出來的女性的自我世界，是一個完全邊緣化和個人化的生存空間。
女性寫作在小說方麵的主要作家有陳染、林白、海男和徐小斌等，她們都在90年代寫出自己的代表作，如陳染的中篇小說《無處告別》、《與往事幹杯》和長篇小說《私人生活》，林白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和中篇小說《回廊之椅》等。這兩位女作家都著力於探詢女性生存的私人空間。陳染的《私人生活》把全部筆墨都用於描寫女性的個體生存世界，強烈地表現出個體與環境的對峙。主人公倪拗拗是一個孤僻、敏感、執拗的年輕女子，她完全沉溺於內心生活中，對任何公共意識都持有憎惡和徹底拒絕的態度，最終變成了無法適應社會交往的幽閉症患者，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殘缺的時代裏的殘缺的人"。作品對於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及性欲望的渲染，尤其是對她的非倫理化的同性愛的描寫，在很大意義上都可算是一種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敘事，並相應地帶來了某種新穎的審美風格：大量的獨白自賞、對軀體及器官的感受、純粹精神上的白日幻想等等，顯露出了女性生命體驗中極為偏至的迷狂色彩。與陳染相比，林白的小說更多地寫出了女性感性世界的豐富與美麗，她的《一個人的戰爭》是寫女人的個體成長經曆，主人公多米在性意識的成熟過程中不斷遭到男性世界的打擊與傷害，最終轉向了自我戀，如小說題記中所說："一個人的戰爭意味著一個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麵牆自己擋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毀滅自己。一個人的戰爭意味著一個女人自己嫁給自己。"作品裏直接地寫出了女性感官的愛，刻畫出女性對肉體的感受與迷戀，營造出了至為熱烈而坦蕩的個人經驗世界。與此相應的敘事方式也呈現為非中心化的零散、片斷式形態，並由於情緒與感受的層疊聚合，雖然無序但卻令人處處感到深情靈動的輕盈美感，或者也可以說是創造出了女性寫作獨特的審美精神。
海外新移民題材的寫作空間。自從80年代以來，到海外去留學、打工的中國人數量越來越大，反映他們在異國生活的小說創作也隨之興盛起來，其中包括了大量紀實性和通俗性的商業寫作，但也不乏有小楂（查建英）的《叢林下的冰河》和嚴歌苓的《少女小漁》、《女房東》這類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佳作。這些作品的優秀之處，就在於它們比較深刻地寫出了中外文化在個體經曆中的衝撞，以及這種衝撞積澱在人物性格及精神層麵上的影響。小楂的《叢林下的冰河》是這類創作中先驅性的作品。它寫一個留學美國的青年女子在認同西方文化過程中所體驗到的巨大傷痛，這就是小說借套講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名著《叢林中的猛獸》而揭示出的"錯過人生珍愛"的主題，即"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在小說中，主人公初戀男友的死展示了中國式理想主義的最後終結，而她本人早先曾經拒絕這種激情的感染，直到當她看出在那充實自由的西方物質生活下麵一直存在著的輕與虛，她才感到了這種理想喪失所帶來的不幸。這裏真誠地表現出了人處於不同文化撞擊下的失落與悲哀，以及這種失落與悲哀在當代文化格局中不容改變的必然所在，所以小楂沒有可能讓她的主人公徹底認同於西方文化，而是把心中最寶貴的角落留給那已被她錯過的理想精神，盡管這樣一來她就不得不承擔起一種真正的絕望。90年代以後，海外題材創作的代表當之無愧是嚴歌苓。她的一係列作品在海外華人文壇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她從中西文化的對話與衝撞的背景下生動展示了海外中國人的生活傳奇，如長篇小說《扶桑》是海外華人史詩的第一部，描寫了早期華人妓女和勞工的苦難曆史與白人對黃種人的種族歧視與文化上的誤解，一劍兩刃地批判了西方文化中的野蠻因素與東方文化中的愚昧落後，同時又幾乎是不自覺地頌揚了東方民族承受苦難的堅韌精神。長篇小說《人寰》以一個留美的中國女性在就診心理治療時的口述為線索，敘述了當代中國幾十年政治鬥爭中男人間的友誼、人倫、道德等人格方麵所經受的考驗，敘述者已經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她試圖用西方人的眼光來審視東方人的倫理問題，使敘述與被敘述之間充滿了解釋的張力。這兩部作品別開生麵，展示出海外題材創作的新空間。除了小楂和嚴歌苓之外，以描繪異域生活見長的海外作家還包括虹影、友友、嚴力、劉西鴻、劉索拉、高行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