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族醫藥學 蒙藥的起源與發展
蒙醫藥學是我國四大少數民族醫藥學之一，是蒙古族人民在與自然和疾病鬥爭的長期實踐中創造、積累和精選出來的有獨特風格的經驗之結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吸取兄弟民族藥物學理論和實踐經驗，使之益趨完善，總結出一整套用藥規律，應用於臨床，從而達到了防病、治病和健身的目的。
1.經驗和知識的積累時期
在古代，蒙古族的祖先常年在遼闊的草原上過著逐水草而遊牧、狩獵的生活。四野臨時住宿、飲食且以牛羊肉及乳汁為主，因此創造了許多適合北方地區自然環境、生活習俗特點的醫療方法和技術。在與自然界的各種動物、植物、溫泉、礦泉、礦物等廣泛的接觸之中，逐步發現了能夠醫治疾病的藥用動、植、礦物，並將之反複應用於各種疾病的治療，不斷總結、積累，並全靠言傳身教。蒙古族有句古老的諺語：“病之源食不消，藥之源百煎水。”是說自從有了火，人們飲用開水後使因消化不良引起的疾病減少。如人們傷寒感冒時，服用苦參湯發汗治病；肝火旺盛、目赤、目黃時衝幹紅花與白糖飲服等等經驗治療方法。這些寶貴的經驗經過代代身教一直流傳至今。
隨著知識與經驗的積累，藥物應用的方式、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進，達到了用複方治病的程度，也有了一定的重量概念和製劑技術。早在公元前，匈奴人還將“盤石、桂心、附子、幹薑各100g，研細製成丸，治療寒病。”此方在7世紀時以“匈奴露宿丸”為名載入孫思邈的《千金要方》。
2.形成學說時期
公元10世紀末至公元16世紀末是蒙藥學的形成時期。公元10世紀末，蒙古各部落逐漸強盛起來，隨著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進入封建社會，蒙古民族與國內各兄弟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得以開展，在此影響下，當時處於萌芽階段的蒙藥知識也有了新的發展。據史書記載，公元1226年在蒙古軍中瘟病流行就曾有用大黃治愈的實例。據拉施特《史集》記載：當時的蒙古人不但應用“哈迪爾(一種烈性藥)、大黃、肉蓯蓉、沙棘棘等多種藥物，而且有些部落以熟悉蒙古藥劑，用蒙古方法治病而聞名於世。”此外食療、療術、食療本草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元代飲膳大師忽思慧所撰寫的《飲膳正要》記載了具有蒙古族特有的食療配方，且廣泛應用於宮廷及民間，一直流傳至今。
在元代，國內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交流很頻繁，占有重要曆史位置。此期，蒙醫藥的理論及市場也有了較大的進展，在國內，各民族醫藥相互交流，而且東南亞、阿拉伯國家的醫藥的交流及傳人，國內已有合法行醫賣藥，開辦醫院等機構。13世紀末，在元大都和上都分別建立了“回回藥物院”。隨著文化交流、藥物交流，蒙古族醫生用的藥物品種也日益增多，藥物知識更加豐富，藥物理論也逐漸產生。
3.發展時期
16世紀以後，隨著蒙古經濟文化的發展，蒙醫藥學專家們在不斷總結提高蒙藥理論和用藥經驗的基礎上，吸收漢、藏等兄弟民族的醫藥學理論和經驗，由原來的口授相傳發展成文字記載，因而出現了不少蒙醫藥著作，對繼承發展蒙醫藥學知識起了，積極作用。蒙藥學的有關著作，在曆史上統稱為“本草”。這些本草，原於蒙古族人民的生活與生產，故具有民族風俗與區域特點。18世紀，蒙古族醫藥學伊希巴拉珠爾用藏文編著的《認藥百晶鑒》一書，這本書把藥物分成寶物類、草藥類等八大類，載入801種藥物，並詳細闡述了每種藥物的產地、形態、性味、功能和炮製法，還附有藥引子、藥浴、礦泉、溫泉療法等內容。
19世紀，著名蒙醫羅布僧蘇勒和木用藏文編著《認藥學》一書，該書分為“珍、寶、土、石類藥物識別知識”“草類藥物識別知識”“木、湯滋補類藥物知識”“鹽、灰、動物產品類藥知識”等四部，這本書對每味藥材又分為形態、產地、性味、功能、質量優劣、類別、鑒別方法作了較全麵、係統地闡述。收載藥物總計678種，約39萬字。還有，藥物學家占布拉道爾吉撰寫的《蒙藥正典》等等著作，對近代蒙藥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非常重視民族醫藥的發展，製定了很多繼承蒙醫藥事業的政策，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蒙醫藥事業的措施，建立了多個藥廠、研究機構、學校、學院等。利用現代科學的先進手段和方法，對蒙藥特有的藥物，傳統單方、驗方進行藥理作用，化學成分的分析、研究、提取有效成分製成各種劑型的藥物，發揮民族藥的特色，象“散普勒·敖日布”…古日古木一13”“那如注射液”等已經率先走出一步，為民族藥的發展辟出了新路。
總之，我國的民族民間醫藥開發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於受到地理條件和人才、技術、資源、資金等因素的製約，尚有許多的民族民間藥未得到開發利用。豐寓的資源，具有極大的發展潛力。內蒙古把蒙藥開發列為大開發戰略項目之一，是國家“綠色工程”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