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覬是從河東安邑趕過來的，他是祖上有點小錢後來又沒落的人。（後來證明劉協還是想得太簡單。）
劉協乍一聽還以為是衛青的後人，當年在皇宮裏閑著沒事做就翻西漢的史書，竟然找不到許多功臣的後人的事跡！他們多半承襲了父輩或者祖輩的侯位，但是西漢的皇帝都比較刻薄寡恩，很少有傳三代以上的爵位。動不動就犯了什麼法，被革去侯爵，然後不知所蹤。
漢朝的衰敗和這個有很大的關係，由於官位任期一滿就無權無勢，所以大家都憋著勁想要封侯（異姓不封王）好讓家裏人有固定收入和名望，然而大量的事實證明，皇帝為了自己的統治，這些看似靠譜的長期飯票使用期限很少超過七十年。使很多漢朝中層幹部（即士族）心寒齒冷，也使他們開始憋著勁為自己著想。
最突出的就是，舉孝廉。
現代人聽到漢朝的舉孝廉都會覺得，很多名不副實的渣渣混跡官場，導致了官僚係統的腐敗。
事實上，剛剛開始舉孝廉的西漢，皇帝是可以直接麵試被推薦上來的人的，而如果一旦這個人不咋地，推薦人也得有相應的懲罰。如果很優秀，也有相應的賞賜。這是早期的選拔製度，是比較適應西漢的國情。
然而，到了東漢，舉孝廉才慢慢變質。被推薦人和推薦人開始變成“約定門生”的利益整體。也就是中層幹部內部打成鐵板一塊，士族們為了對付日益凶悍的外戚和宦官（其實就是皇權的一種衍伸，他們都是皇帝的親戚或者仆人），開始形成了一種潛規則：被推薦人要懂得感恩。
那要感誰的恩呢？要對推薦人感恩，而不再是對皇帝感恩。
這就坑大發了，老劉家好不容易開個公司，底下的員工覺得沒有長期福利，開始自己在自己部門安插親信，才會導致後來袁氏門生故吏滿天下的情景。
所以東漢末年，漢靈帝開始賣官，雖然荒唐，卻是無奈之舉。而掌握輿論的士族早就開始明碼標價，推薦你當上哪些官位之後，就算是自己的門人了，這樣出來的人，善於溜須拍馬，附庸風雅，成為坐談客的族群（比較典型的就是袁紹劉表）。他們這類人多半名過其實，有點本事，卻被名氣所累。
衛覬祖上被這樣刻薄的皇恩和任人唯親的推薦製度坑得一塌糊塗，沒落之後卻沒有放鬆對孩子的教育，所以也是早早有才名，但是沒得過推薦的他想晉身仕途，難如登天。
這次看到政令算是快馬加鞭就來到了野王。
得知這些政令是出自劉協【假名劉合，字伯和】之手的時候，心中暗暗感激。
而此時，司馬朗剛到，也被請入庭中議事。
漢朝還沒有普及凳子【三國的時候傳入，那時候叫“胡床”】，所以三個人都是跪坐的論事。
司馬朗第一印象就是震驚，從來沒想到頒布政令的竟是一個黃口小兒，早年他就被人誇為優秀一輩，心下更是留意此人舉止。
不留意還好，一留意就發現劉協的舉止規範，就是宮中禮儀。而且早年董卓掌權的時候，司馬朗就與劉協有幾麵之緣，現在劉協雖然黑壯了些，卻還是很容易認出。
司馬朗聽說了劉協在長安城的舉動，卻沒想到他逃到了這裏。正在震驚中，衛覬已經開口道：“劉公子是董公仁門人，思慮定是不凡，隻是公子可知，我漢朝自定都東都以來，雖嘴上抑商，實際上卻是‘寬商’。”
“哦？”劉協來了興致，“願聞其詳。”
“我朝光武皇帝英明神武，當年亦是商人出身，而開國功臣中，多半也是富賈出身。即使原本家無資財，光武皇帝論功行賞，卻不讓他們觸碰權力，於是他們一個個都潛心經營家族，行商坐賈，不在話下。”衛覬很興奮地向劉協普及真實的漢朝商業發展史。
原來還有這一茬，劉協原以為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禁商、重農抑商，曆史教科書都這麼寫的呀！
後麵衛覬還說了很多，大概的意思是：由於那些大功臣成為富可敵國的大商販，皇帝朝綱不振，因為對方既有名聲又有錢，很難收撫。最可怕的事情是這些人開始伸手幹鹽鐵生意，原本鹽鐵就是國家專營，桑弘羊死後，《鹽鐵論》問世，後來官辦的國企幹不下去了，在漢和帝時期開始讓民間資本經營鹽鐵，此時，酒已經是國營私營共同開發共同競爭的局麵。
其實劉協玩這招是聽了田疇的介紹才想到的，田疇說，劉虞在幽州開放市場和少數民族做生意，又開放了山林禁製，三年就把幽州經濟搞活了搞火了。
看來這個東西，沒有劉協想得那麼簡單。
衛覬打擊了劉協，卻沒有立馬給出解決方案，反而是一旁的司馬朗看出了究竟，看到劉協被嚇到而沉思的樣子，司馬朗仿佛像是大哥哥一樣，對著眼前的少年。
劉協終於開口說了句劉邦最經典的名言：“如之奈何？”（該怎麼辦？）
司馬朗道：“公子要興旺河內民生，此三法甚好，但實施之時需有懂此三法的人方能拿捏火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