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
選自《教育雜誌》第二十卷第五號，1928年5月20日，本文為節選。舒新城（1893—1960），出版家、教育學家，曾創辦《湖南教育月刊》，並擔任《辭海》主編、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
一
教育隻是一種工具，可以用他建國，也可用他亡國。不過講教育的人，除了特殊情形——如英國之於印度，日本之於朝鮮——外，都是主張用來建國的。可是在事實上常常有相反的結果，這是由於教育者不曾看清他底性質所致：中國三十年的新教育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中國自鴉片戰爭而後，屢次為外患所屈，幾至於國將不圖，於是國人看得日本之改行新教育製度而強國，也忙著仿照日本的方法以圖獨立自強。可是當時執政者對於新教育製度，隻在應用方麵看見它是一麵很銳利的斧頭，以為它曾經為歐美日本人用過造就了許多高樓大廈，拿到中國來當然也可以如法炮製。殊不知高樓大廈之造成，其關鍵之最重要者在有可施準繩的材木與能施準繩的良匠，斧頭不過是建築上應用的許多工具的一種，雖然也屬重要，但是僅僅隻有它，高樓大廈決不會造成，而且用得不當，反又戕害生命。所以講教育的人隻在教育本身上用工夫，而不注意於教育材料的社會環境、曆史背景，也不注意於實施教育的教育政策，結果就算不戕害生命，也是徒損材料而已。
百餘年來，中國受著國際資本主義底壓迫，國內經濟發生重大的變化，教育製度自然不能死守閉關以前的辦法。但中國是數千年小農社會的大國，她底經濟製度、社會習慣，根本與歐美日本工商業社會的小國不同；數十年來雖然因世界潮流底驅策，而逐漸工商業化，然而因為地大物博，產業落後，在物質文明上決不是百數十年所能與英美德日並駕齊驅；即使在物質文明上追及各國，農業的社會製度終無由消滅。所以建築的材料，無論何時，中國終究是中國的，在現在尤其與歐美日本各國不同，要把這些材料化成高樓大廈，第一要施準繩的大匠胸有成竹，第二要這大匠能善用各種利器，不可靠一把斧頭。這就是說：教育隻是建設的一種工具，並不是建設工具的一切。
明白了教育工具的原則，教育家庶可不至中誇大狂，以為宇宙間的一切問題隻有教育可解決；而知道要教育有良好的建設，比得重視教育以外的各種事業。同時教育家也可知道一把斧頭決不能建成高樓大廈，比得先審量建築的材料，重視大匠的指揮，接受鋸子、鑿子等等工具的互助。
二
主張教育建國的人固然要看重教育以外的各種建設事業，同時也要明白所欲建設的國家底社會環境曆史背景特點之所在；更當徹底了解的是教育對於社會國家的三種責任：第一對於已往的文化負繼承的責任；第二對於現在負適應的責任；第三對於未來負開創的責任。人類底生活是進化的，其所以能進化是因為能踏著前人遺留下來的陳跡，步步上升；可是前人的陳跡，不盡是可用的，必得加以選擇，所以繼承有兩種作用：一種是選擇，一種是保存。所謂適應現在，即是把現在世界上各種生活樣法，根據本人與本國的需要加以擇別，而揀其最切要者介紹給未成年的國民，使之從事學習，而獲得愉快美滿的生活。至於個人雖要死亡，但種族是永久生長的，倘若隻以滿足現在的需要為限，而不注意未來的發展，則一麵既有負未來的種族，一麵更對不住先民的遺烈；所以又得根據既往與現在的經濟，以創作未來的坦途，使人類為無限的發展。因此教育底目的應有兩類：一為普遍的，即人的教育，無種族國籍之區別；一為國家的，以本國需要為轉移；而終極的目的，則在促進人類全體的進化。
在促進人類全體進化的大前提之下，自然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各種方法的采用常隨各人對於社會現象、曆史背景的觀察及解釋而定。然而也有不逾越的公共條件：即“人”與“國家”的實證事實。這就是說：從生物學上證明人底生活異於其他動物的生活，我們決不能用其他動物的教育來教育人類；又從社會學、經濟學上證明農業國家的社會生活大異於工業或商業國家的社會生活，我們便不當以工業國家或商業國家的教育來教育農業國家的人民。第一個問題為哲學的，我們現在暫不研究；第二個問題是實際的，我們且據以討論中國的教育建設。
三
中國自同治元年設立同文館以來，無時不想利用教育強國，然而結果適得其反：第一是由於大家忘了教育以外的建設事業如交通、產業等等更重要的問題，第二是忘了中國是一個小農製度的大國，第三是忘了教育上第一第三的兩種重要責任。因之，數十年來的新教育，第一，不能得各種事業的輔助而無由發展；第二，現在所有的教育隻是一點外國的形式，根本不適合中國社會底需要；第三，中國固有文化、未來事業，新教育並不曾有所發揚、創造。今日要講教育建設，首先當注意此三事。
教育以外的各種建設，自然不是教育家底專責，然而教育家卻不可不注意；因為教育在政治上是內政的一種，在人生上是社會活動之一種；它底發展與衰敗，無處不為他種事業所影響，其進行的方針並常為政治所決定。倘若教育並不注意實際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如現在教育家之不問國內家庭工業生產製度的情形而貿然提倡機工業的教育，其結果自然不獨無益而又害之——增加許多遊民。我國在曆史上原是政教不分，所謂教育家對於國家政治社會建設同時負重大的責任；自前清改行新教育製度以來，因種族問題、思想問題的種種原因，教育界乃常與政治界立於對敵的地位。執政者既不願教育界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教育界亦常在教育萬能的迷夢中，以為教育改造之後，其他自會跟著改造。誰知學校教育底勢力與實際政治、社會環境相較，實不啻滄海之一粟，根本不能昂然獨立。所以數十年來，教育界雖時時與政治界及社會作激烈的混戰，結果則教育無不棄甲曳兵而走。這是現在言教育者應當深切反省的。
“中國以農立國”數字，也不時有人道及，然而數十年來的教育家，卻始終不曾注意於此立國的根本教育，並且不知道此立國之特點何在。自光緒二十八年建立新教育製度以來，教育宗旨、學製係統雖都曾變更數次，但宗旨自光緒三十二年學部奏定之“教育宗旨”，以至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兩次所擬的“教育方針草案”（許崇清、韋懿），始終不曾有人提及專門發展農業的事情；在學製上自張百熙奏訂的學堂章程至十六年北京政府修改的學校係統，及國民政府屢次所公布之各級“學校條例”，都隻在模仿所謂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的教育製度上用工夫，從不知曾有人從中國曆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上創立一種中國的教育製度。中國以農立國是人人所承認的，現在中國的教育製度是工商業國家底產物而不適合中國社會的需要，又是人人所不能否認的。則我們應當新辟一條路徑，似乎也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