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前途的新生事物，必定會受些舊事物的磨難。在那個封建的時代，在所謂的正派人士看來，凡是違背“綱常”、“名教”的言論，都是“異端邪說”，《紅樓夢》更是被看作“言情”、“誨淫”的邪書。因循守舊的傳統勢力認為，凡是守本分的讀書人，都應該渴慕“蟾宮折桂”，以研讀“五經”、“四書”為要，揣摩“高頭講章”，這才是“好風”、“正氣”，如果把光陰花費在連“文學”都不算的“小說”如《紅樓夢》上，那不光是可鄙可笑的事情，甚至是“歪風邪氣”。在那種以儒家經典為科考內容的八股取士製度下，一般文人既懾服於“文字獄”的威壓，又傾慕於“金榜題名”的榮耀，無不專心致誌於考據“經典”，撰寫“時文”，“代聖賢立言”。自乾隆、嘉慶以來，“經學”考據風就像瘟疫一樣風靡社會。曹雪芹是最鄙視這種經學科考的人，在《紅樓夢》中借賈寶玉之口吐露出對八股文章的厭惡。像他這樣厭惡八股文章的人在當時並不是少數，從而起到針砭時事的作用。
那些喜愛《紅樓夢》的學者文人把對《紅樓夢》的考究戲稱為“紅學”。據說那時當世有位朱子美先生，平生非常喜歡讀小說，所看的小說約有八百多種，其中最喜歡的就是《紅樓夢》。一天，有朋友前去拜訪他，問他：“你為什麼不研究經學？”朱子美回答說：“我也攻經學，隻是和一般人的經學不大一樣。”朋友感到奇怪，他接著說道：“我的經學，少了別人的一筆三鉤而已。”朋友仍然不解，子美笑道：“紅學而已。”朋友這才恍然大悟，經字少了右邊的一筆三鉤，不就是個“紅”字嗎。清代著名學者李放在其《八旗畫錄》中引《繪境軒讀畫記》也說：“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他們譏笑“經學”“穿鑿附會，曲學阿世”，認為“紅學”才是真學問。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
《紅樓夢》中有許多內容都揭露了中國封建製度的罪惡，如權力階層與窮人的不平等，權力階層內部的肮髒腐敗，以及男女戀愛不得自由的悲劇，等等。如此的揭露，當然引來封建統治階級以及世俗者的無情迫害。有一位名叫弘幫的宗室，是乾隆的堂兄弟，他是當世一位著名的畫家，也能詩文，對於《紅樓夢》他明白地表示：“吾聞《紅樓夢》之名久矣，終不欲觀——恐其中有礙語（政治妨礙的話）。”也可見當時人對此名著的認識相當複雜。
曹雪芹和《紅樓夢》，都被封建勢力斥為“邪說詖行之尤”，被他們痛恨甚至百般辱罵，汙蔑其死後還要在“地獄”中受苦（注：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欲得而甘心”的那種凶惡狠毒的麵貌；甚至連雪芹喪子無後的事都引以為足以泄憤的快事（注：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引那彥成語）。但這正好說明了曹雪芹小說反封建思想的偉大和成功；他們的辱罵汙蔑，正是對曹雪芹最有力的讚揚和歌頌。
曹雪芹一生，受盡了窮愁坎坷。像他這樣的偉大文學藝術家，未能及身享有應得的聲望和榮譽，而後世才發現他的光焰萬丈，曆久愈新的，確實也是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