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儲問題的圓滿解決為乾隆皇帝歸政鋪平了道路，於是，在他當政六十周年之際，乾隆皇帝舉行了傳位大典，向全國臣民頒布了歸政詔書，從而迎來了他一生中最後的歲月。
建儲雖為歸政的前提，但是，乾隆皇帝提出歸政思想的時間卻早在建儲之前。而且，最初提出這一思想的目的隻是祈求長壽，並沒有有意識地將其和建儲問題相聯係。據乾隆皇帝自稱，早在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舉行即位大典之時，即曾焚香告天：“昔皇祖禦極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壽躋八十有五，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閑。”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八歲即位，在位六十一年，終年六十九歲，在此前所有清代帝王中已為高壽。而乾隆皇帝即位時，已經二十五歲；六十年後，將至八十五歲高齡，因而，盡管他在口頭上表示自己不敢上比皇祖在位六十一年之數，但就其本意而言，則是希望自己在年壽上超越聖祖康熙。乾隆二十五年時，乾隆皇帝度過了他的五十壽辰，而身體卻健康得很，兼之其生母崇慶皇太後也非常健康，因此，乾隆皇帝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一度改變主意，表示隻要崇慶皇太後健在，即使在位周甲，自己也不提歸政之事。所以，在他六十歲以後，雖曾下令“預葺寧壽宮，為將來優遊頤養”之所，並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第一次向諸皇子公開提及歸政之事，但在實際活動中，卻對歸政一事表示了相當消極的態度。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慶皇太後歸天，從而使乾隆皇帝失去了不行歸政的借口；而次年東巡時金從善上書表奏建儲，又使歸政和建儲問題發生了密切的聯係。從金從善要求建儲的呈詞中，乾隆皇帝明顯地感到一些臣民對自己“貪戀天位”的不滿。為了替自己進行辯解，他一方麵以曆史上的許多帝王為例，大講其“為君之難”，如針對唐宣宗、宋太宗、宋仁宗、宋英宗等對建儲所持的抵觸情緒，乾隆皇帝批評他們“惟知席豐履厚，以為君為樂，而不知為君之難也”。對於宋高宗、宋孝宗等“值多事之秋，當勵其有為之誌，乃未及耄期，而遽行內禪”，他的批評更為嚴厲，指責他們隻“圖一己之佚樂，而不顧國計之重輕，其人實不足取，則又朕所深薄者耳”。另一方麵，又反複表示自己無意久戀天位。他說：“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誌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且曆代帝王，享位至四五十餘年而歸政者，實所罕覯。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為期乎！”至此，八五退位歸政最後才算確定下來。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度過了他的八十壽辰。由於距離八五退位歸政之期日漸接近，兼之以年齡不斷增長，健康狀況也大不如前，歸政一事逐漸提上了乾隆皇帝的議事日程。凡逢節慶壽誕，無不以歸政為念；詩賦詞章，也時以傳位為題。乾隆五十八年以後，距離退位歸政之期愈益接近，這樣，各種準備工作皆已著手進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乾隆皇帝以歸政在即，“嘉惠士林之典，尤應預為舉行”，決定從次年秋天開始至丙辰年春三年間，連續舉行歸政恩科鄉試、會試和嗣皇帝恩科鄉試、會試。乾隆五十九年年底，又下令各直省督撫將曆年以來所有民間積欠銀一千七百餘萬兩、糧食三百七十五萬石全部進行豁免，“俾小民節年欠項廓然一清，得以戶慶盈寧，共遊化字”。同時，他還在以往每逢年底普賞八旗兵丁一月錢糧之外，由國庫撥出銀兩，賞借王公以下以至閑散宗室覺羅、八旗兵丁半年俸餉。
乾隆六十年，有關歸政的準備活動進入了高潮，各種加恩活動一件接著一件。正月間，乾隆皇帝下令將因過查抄家產的官員未曾完納部分全部進行豁免，以示“法外施仁，恩加無已至意”。二月間，又下令增加“各直省歲試入學名數”。對於自己幼年時期的兩個發蒙老師福敏和蔡世遠，雖然已經故去多年，為了感念他們的教導之功，乾隆皇帝特將福敏晉贈太師，蔡世遠加贈太傅，並各派員賜祭，以示“眷隆耆舊、崇禮師儒至意”。同時，歸政恩科會試和嗣皇帝恩科鄉試也相繼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