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儲是歸政的前提，乾隆皇帝為了挑選理想的儲君，處理好皇儲之間的關係，實現最高權力的順利過渡，在長達六十年的漫長歲月中，他進行了反複的選擇，經曆了曲折的曆程。
鑒於康熙末年以來激烈的皇儲之爭和諸皇子爭奪儲位乃至最高權力的鬥爭嚴重地影響了清朝統治的鞏固和皇權的加強，雍正皇帝即位以後，立即對建儲製度進行了重要的改革，由原來的明立皇太子改為秘密建儲。
秘密建儲製度的確立對於雍正、乾隆兩朝政治的發展固然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受傳統建儲觀念的影響和乾隆皇帝年輕、缺乏政治經驗，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他對秘密建儲製度的認識卻較其父雍正皇帝大有倒退。
作為秘密建儲製度製定後的第一位受益者乾隆，在“備位藩封”十幾年的時間裏，他曾經深受其苦。即位之後，地位雖然發生變化，但是當時的處境卻曆曆如昨，難以忘懷。因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之中，對於秘密建儲的做法，乾隆皇帝極為反感；兼之以乾隆皇帝即位之時，年僅二十五歲，雖然已有三子，但卻都處在童年，十來多的時間內，並不存在皇儲之爭的客觀環境和條件。
因此，乾隆於元年七月初二，雖然恪遵“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古訓，當著諸王大臣之麵，將親書所立儲君之名緘密封固，並將其照例藏於乾清官最高處的“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但是在一些言行中，卻不時流露出他對秘密建儲製度有著極深的成見。首先是僅僅將其作為儲君尚未成年時的一種臨時措施。他不無含蓄地說：“若夫以建儲為嫌忌而不肯舉行者，此庸主卑陋之見，朕所深鄙者也。”表現了他對雍正皇帝秘密建儲製度的不滿。其次，對於儲君人選的標準，乾隆皇帝也泥於以往立嫡立長的舊說，對於清初以來諸君和他自己“皆未有以元後正嫡紹承大統”的曆史，他深感遺憾！為此，他暗下決心：“必欲以嫡子承統，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獲之福。”因而，於乾隆元年七月首次秘密建儲時，乾隆即將嫡妃富察氏所生的皇二子永璉內定為儲君；乾隆三年十月，永璉病歿之後，他又想將富察氏皇後所生的皇七子永琮內定為儲君，僅因不久之後永琮也接著早逝，乾隆皇帝的這一願望才沒有得以實現。但由此可以看出，傳統建儲觀念對他的影響是何等之深！再次，秘密建儲，“密”是前提，是基本條件。對此，乾隆皇帝也做得遠不如父。
乾隆十二年底，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儲君人選永琮早逝之後，為了挑補新的繼嗣人選，他曾先後降旨軍機大臣訥親、傅恒等：“大阿哥斷不可立！”“至三阿哥，朕先以為尚有可望，亦曾降旨於訥親等。”正是因為保密不好，導致了孝賢皇後富察氏去逝後，乾隆皇帝和皇長子永璜、皇三子永璋父子之間的隔膜和矛盾。所有這些情況表明，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後十幾年的時期內，對於秘密建儲製度的意義及認識尚為膚淺。
乾隆皇帝經過這一事件的教訓，他對秘密建儲製度的看法開始發生了轉變。一是放棄了建儲立嫡的決心。乾隆十三年六月，在解釋以前立皇後所生之皇二子永璉為嗣以及欲立皇七子永琮為繼嗣的動機時，他說：“從前皇太子、七阿哥，朕亦非以係皇後所生，另加優視，因較眾阿哥實在聰明出眾，亦爾眾人所共見共聞者。”二是重申雍正皇帝關於秘密建儲的有關規定，並嚴禁滿、漢大臣對此進行幹預。他警告道：“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離間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決不寬貸！”如果說在這時他還隻是針對具體問題就事論事的話，那麼幾年之後，他的認識便進一步提高，並開始對兩千多年以來的傳統的建儲製度進行了初步的否定和批判。乾隆十八年時，他說：“古稱建儲為國本大計，朕酌古準今，深知於理勢有所難行。”“建儲一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於近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