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的管理必須有民眾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明治維新最初是想建立一個開明專製的政治體製。後來慢慢開放，有了一個比大清帝國和沙皇俄國更先進的政治體製。當時中國則沒有進行這方麵的體製變革。於是，最高權力失去製約，一切大事由慈禧一個人說了算。這種機製的惡果是一再釀成大災難。這是最重要的、體製方麵的原因。
李翔:回顧那段曆史，您認為我們應該汲取什麼教訓?
袁偉時: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相對來講，中日兩國關係還算平等，但中日甲午戰爭改變了一切。
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在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之後逐漸展開。兩個運動同時起步，結果迥異，原因在於:
第一，當時日本有封建製度，而中國沒有。在封建製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製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也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舉措不對，其他方麵就有力量製約和糾正;不存在一權獨大，可以為所欲為的情況。
第二，中國有科舉製度，日本沒有。科舉製給中國知識階層構建了一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它畫地為牢，限製了青少年的認知範圍，並將知識意識形態化，讓他們戴上難以衝破的緊箍咒。這是為害千年的排斥外來思想、外來文化，自我封閉的堡壘，也是19世紀、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之一。
日本沒有這個沉重的包袱，他們接受外來思想、文化比我們要容易得多。明治維新開始時明治天皇發表的《五條誓約》宣告:“欲行我國前所未有之變革”，“求知識於世界”。不久之後，日本開始學習西方，在全國範圍內建構新式國民教育體係，現代科學技術得以源源不斷流入，其他方麵的改革也逐步展開。
近年流行一個說法:廢除科舉製是把維護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良好製度廢掉了，如果變一變它的內容，考現代學術、文化不就行了嗎?其實，科舉製是選拔官員的製度，類似後來的公務員考試。當教育逐漸普及，就業渠道多樣化之後，既容納不下那麼多“候補官員”，也沒有必要保留這樣的獨木橋。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製後宣布的過渡辦法也頗為穩妥，那些年輕的秀才、舉人們重新學習，年長的盡可能安排到學堂教書等。這個改革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說廢除科舉製導致了士紳階層不穩定，從而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這是在書齋中想像出來的假問題。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商業化，士紳階層的構成必然隨著經濟發展進程和商業化水平提高而變動。社會可以隨著中產階層的形成，在新的基礎上穩定下來。如果這個進程不順利，那是另有原因，與科舉製的廢除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