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中日甲午戰爭後，中日雙方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袁偉時:但20世紀的曆史已經證明，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兩個國家都輸了。
日本拿到中國23億兩白銀的賠款，這相當於日本四年的財政收入，相當於中國三年的財政收入。日本要是用這筆錢發展經濟、改善經濟發展環境、改善國民生活，那結果就很可觀了。但85%的賠款都被用於擴軍和相關項目，日本由此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導致日本後來侵略別國、反過來又被迫無條件投降的災難性後果。所以，日本同樣輸得很慘。
李翔:您的意思是說中日甲午戰爭雙方都是受害者，即使是對戰爭勝利的一方來說也如此?
袁偉時:中國固然輸了，日本也不是真正的贏家。從曆史的高度來看，中日兩國之間的四次戰爭是人類擺脫野蠻過程中一個令人痛心的記憶。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蓄謀向外擴張。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是明治維新中一些錯誤措施的惡果，這由三個原因造成:
第一，發展經濟沒有把提高本國人民收入、發展各地方經濟放到突出地位。
那時候，日本人民生活窮困。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百姓也並不富裕，中日兩國城市乃至農村生活水平相近。如果當時日本走以滿足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道路，他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但他錯誤地選擇了向外擴張這條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貿易為主要手段。
這是人類野蠻史的一部分。不隻是日本，很多國家也都這樣，比如英國、德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發達國家的野蠻性才開始減退。全球化過程加速，開始出現世界性的管理機構和管理措施，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法院。
第二，明治維新過程中日本堅持所謂“和魂洋才”或“東洋的道德，西洋的藝術(指科學、技術)”的錯誤方針。
所謂“和魂”就是神道，認為日本是“神賜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萬世一係。因此，日本和日本人特別優越。這同中國的天朝思想、華夷之辨如出一轍。也就是說，他拒絕價值觀念和道德的現代化。天皇頒布的《教學大旨》規定:“教學之要務在於闡明仁義忠孝，探求知識才藝。”而“道德之學則以孔學為主”。1890年發布的《教育敕語》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輔佐天壤無窮之皇室”，“為朕之忠良臣民”。他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謂“東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隨軍閥侵略別國，就是這些愚昧的價值觀念的惡果。
第三，當時日本的政治體製中注入了很多專製因素，沒有完成政治體製現代化的任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占領軍的強製下，日本才被迫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係之天皇統治”;天皇“可發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員”;“天皇行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所有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戰時或國家發生事變情況下，不得妨礙天皇施行大權”。
在國會之外，日本還設立樞密院為天皇的顧問，凡憲法的製定、解釋和修改，重要法律的製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頒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谘詢這些元老的意見。國會分元老院和眾議院，內閣也不完全對國會負責，而在很大程度上聽命於天皇。軍部可以幹政，現役軍人可以擔任內閣要職。加上特務、警察橫行，公民自由成為一紙空文。總的說來，在天皇統領下，元老、軍閥、財閥操縱了日本政治，當時的日本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李翔:這樣看來，東方國家要實現現代化的確很艱難。
袁偉時:的確如此。我們應該把中日兩國之間的四次戰爭看成是人類擺脫野蠻所付出的代價。人類要學會總結，不要變得狹隘。對於這四次戰爭，日本確實自我反省精神不夠。那麼，我們的反思精神夠不夠呢?我認為不少中國人也缺乏這種反思精神。
有些人動不動就把一些事情同愛國、賣國或國家關係聯係起來，很簡單的事情就會引發強烈的民族情緒。誰要是講日本的好話，這個人就成了賣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