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河北省發現有西夏遺民的蹤跡。在河北省保定市蓮花池公園，存有歐陽玄奉敕撰修的碑銘《大元敕賜故順天路達魯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銘》，建於元至正十年。老索，本西夏唐兀氏，西夏末年降蒙古，因此在元朝滅亡前18年，元順帝敕翰林歐陽玄撰文樹碑，從成吉思汗到元順帝百餘年，這支唐兀人一直活動在保定地區。1962年，在河北保定韓莊出土的兩尊西夏文經幢，名曰“勝相幢”，兩幢所記人名近百，其中有黨項姓氏，如平尚、依羅、嵬名等，他們中有僧、有俗、有男、有女、有官、有民，說明明代中葉仍有一批黨項族僧俗活動在河北平原。
在河南也發現黨項遺民的蹤跡。在河南北部濮陽地區發現一支西夏遺民，均為楊姓，這不僅有碑文為證，而且還有家譜可供查考。這說明儒學在西夏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西夏滅亡八百年後，其遺民仍然保留“家譜”的遺風。據這支西夏遺民的四世祖楊崇喜編寫的《述善集》及請正議大夫賢直學士致仕禮部尚書潘迪撰文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百夫長唐兀公碑銘》記載，楊崇喜自稱“餘楊其姓，世居寧夏之賀蘭山。”根據後代考證，楊氏一族很可能是祖籍甘肅武威，而世居興、靈一帶的西夏人。據調查，河南濮陽唐兀楊氏後裔約五千餘口，集中居住在濮陽城東約25公裏處柳屯鄉的楊十八郎等十餘個自然村中。這支西夏遺民迄今已為漢族，但誤認為祖先是蒙古族。這同遷居河北、安徽、四川等地的西夏遺民一樣，實際上他們是西夏唐兀人的後裔。
安徽也有黨項族後裔存在。目前居住在安徽的西夏遺民主要有那木翰、昂吉兒、餘闕三大家族的後裔。那木翰曾祖是隨昂吉兒大軍下江淮時定居安徽廬州的，父也先不花，曾為淮西添置宣慰副使。昂吉兒家族也是世居安徽的西夏遺民，昂吉兒是西夏張掖人，姓野蒲氏，西夏神宗遵頊光定十一年（1221年），昂吉兒的父親也蒲甘卜率眾降了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昂吉兒受封為金符千戶，後位至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行中書省左丞等，兼任淮西宣慰使、都元帥，以及廬州蒙古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這說明他和他的唐兀部眾一直駐守廬州地區。餘闕家族。餘闕字廷心，世家河西武威，其父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元統元年（1333年），餘闕被朝廷授予知泗州事的官職，並入翰林院，奉詔參與修撰宋、遼、金三史，曆任朝中要職。據調查，現今在合肥一帶居住的餘闕後裔約有5000人，在桐城居住的餘闕後裔約1000餘人。
在雲南發現的清乾隆五十七年撰修的《朵氏宗譜》載：朵兒赤為始祖，傳承至今已24代，分布在昆明、大理、麗江、玉溪、個舊、昭通等地，估計約數千人。朵兒赤是西夏著名學者、國相斡道衝之曾孫，先世為靈州人。朵兒赤被忽必烈任命為中興路新民總管，負責恢複西夏境內的經濟。元大德年間調任雲南廉訪副使，後晉升雲南廉訪使。遂定居雲南，子孫繁衍。斡道衝之後裔，遍及雲南各地。據悉，今北京、上海、安徽、四川、貴州等地也均有斡氏後代，並有少數在歐、美、東南亞等國學習或工作。元朝以後，多融於漢族，有的融為蒙古族，其後裔也有與當地其他少數民族通婚後改隨對方民族的。這是中華民族民展過程中，相互融合的必由之路。
此外，在江浙、四川等地也發現有西夏遺民的遺跡。元初，世祖忽必烈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刊印西夏文大藏經，至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短短19年，先後5次，共印近68萬多卷西夏文大藏經，平均每天印將近百卷。皇慶元年所刊印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的發願文詳細記載了當時杭州萬壽寺印經情況，特別是至大四年一年就印50藏，計181000卷，平均每天印近500卷。如此浩繁的工程，沒有一批精通西夏文的官員、僧人、工匠是無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