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滅亡後，蒙元的統治者曾多次把西夏故地的居民遷往別處。據史書記載，今內蒙古、陝西、山西、山東、湖北、江西、江蘇等地均有西夏遺民。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遣靈州種田民還京兆，即今陝西西安。三年十一月，“敕河西民徙居應州”，即今山西應縣。至元十六年元世祖曾調“河西軍千人戍斡端城”，即今新疆和田。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徙甘、涼禦匠五百餘戶於襄陽。有學者統計仁宦元朝的唐兀人有六十餘個，還有學者據元明史料列出在元朝廷和各地方做官的唐兀人三百七十多人。這些人分布全國各地，他們的後裔漸漸被漢族和其他民族所融合。
黨項民族的漢化，從唐代就開始了，當黨項人遷入漢族地區後，就開始接受當地程度較高的漢族文化。元昊建國時，雖然在政治和軍事上和宋朝分庭抗禮，但在文化上則仿漢字創製西夏文字，甚至官製、法律、禮樂都模仿宋朝。西夏無疑是“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帝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屬，行中國法令”。這種民族心理素質，影響了整個黨項民族。西夏滅亡後，黨項族加速了漢化的進程，在姓氏、語言、通婚、風俗等方麵，全麵和漢族接軌。
西夏滅亡前後，有一部分黨項人沿著唐時的北徙路線，遁亡原始居住地；或者沿著去拉薩佛教聖地朝覲路線，遁往西藏。使得西藏也成為西夏遺民的主要聚居地。夏時，西夏王室中的一部分貴族，自西夏來投靠西藏薩迦政權，定居昂仁。從元初直到明末，他們成為那一帶的掌權者，和薩迦昆氏家族關係密切。從13世紀晚期到14世紀屢受元朝封賜大司徒、國公、大元國師等號。西夏王室後裔，在當地被稱為絳巴達布，意為北方的酋長、邦主。
四川康定、道孚、鬆潘、丹巴等地，是黨項——彌藥的原始居住地。唐朝初年由於吐蕃勢力的壯大，黨項人被迫北徙。留居下來的赤水之西的黑黨項、居於雪山之下的雪山黨項以及留居鬆州故地的黨項羌，被吐蕃所役屬，慢慢融合於藏族。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縣尼措寺以南，木裏藏族自治縣以北，即雅礱江中遊以東地帶，藏語稱之為木雅熱堆察崗，一般人稱之為木雅崗。這裏的木雅人被認為是黨項族的後裔。在西夏滅亡後，有一部分黨項人沿著北徙路線逃回這塊原始居住地，這些地區的居民有的現在已經藏化，還有很少部分仍保留著古老的民族語言，如所巴語、道孚語、木雅語等。對這些居民，學術界多認為是黨項羌未北徙而留居下來的原始居民。西夏滅亡時，有一部分黨項南徙與他們共同生活。在紮巴地區，當地人講一種特殊的木雅土語，並自稱為“博巴”，即藏民，而藏族稱他們為木雅人。可以說他們是未北徙留居下來的彌藥原始居民。甘南也是黨項民族的發源地之一，黨項北徙的主要通道。黨項和吐蕃本為同源，盡管上層統治者為了權力鬥爭，但人民、僧侶之間，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特別是原居住在甘南與藏民雜居的黨項人，在元朝就已經開始融入到藏族中。
西夏滅亡後，忽必烈為了恢複西夏境內的經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移民政策是其中之一。元至正年間，忽必烈將成吉思汗西征時被俘的大批伊斯蘭教的中亞士兵和工匠安置河西，留在河西的黨項人，有一部分則融合於回族中。由此可見，西夏滅亡後，它的主體民族黨項遺民最終通過漢化、蒙化、藏化、回化，已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