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鞍飾：6號陵出土。2件，一件為鞍橋的包邊，拱形，寬16厘米，高1.15厘米，素麵無紋飾，內外緣均有釘孔，出土時腔內有朽木。另一件，為鞍側的一段邊飾，長33厘米，亦無紋飾，內外沿都有釘孔，出土時腔內也有朽木。
銅牛、石馬、金鞍飾的發現，不僅反映了黨項民族對牛、馬等家畜的珍愛及所用馬具的名貴，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夏農牧經濟的發展。而銅牛、鐵劍的鑄造也為研究西夏冶金製造工藝技術提供了新資料。
佛像泥塑殘塊：陵邑一宗廟遺址出土。大量佛像泥塑殘塊出土於遺址的過殿及正殿之內，有圓雕、浮雕兩種。泥塑表麵施化妝土，有的表麵鎏金，金鉑至今斑駁可見。泥塑大多有燒痕，有的質地堅硬，扣之有聲。其形可辯者有佛像殘肢、腳趾，多為圓雕。花卉圖案如蓮瓣、蓮蕾、石榴果等多為浮雕，還有部分須彌座殘塊。這些大量泥塑殘塊的出土，反映了西夏曆史文物與佛教的密切關係。
竹雕：6號陵出土。竹皮製作，雕刻殘長26厘米，高7厘米，厚0.1～0.3厘米。圖案為牆麵一堵，窗下作斜方格紋和螺旋卷雲紋，窗邊有一氣孔，下麵橫牆作米格紋，牆左麵、下部祥雲繚繞。窗前二人，麵容豐碩，頭戴巾幘，身穿交領寬袖長袍，腰束帶，一人蹲踞有所動作，前有一斜形器，一人後立，拱手微彎腰，皆麵向外斜下視。全器處於波濤雲氣之中，雕刻精細，線條粗放。
絲織品：雖然都是殘破碎片，卻極有價值。絲織品經上海紡織科學院研究鑒定，種類有素羅、紋羅、工字綾、界向綾和茂花閃色綿五個品種。素羅、紋羅纖細輕柔，透明縹緲；工字綾、界向綾是我國其他地區同時代綾織品中少見的品種，表麵花紋隆起，凹凸分明，是在我國傳統的綾織法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工藝，綾表麵殘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跡，更有一番絢麗的色彩。而茂花閃色綿，色調層次豐富，色彩斑斕，為我國首次出土。填補了紡織史上的一項空白，尤為珍貴。西夏每年從宋得到大量紡織品，自己也仿宋而作，但是西夏絲織品究竟有什麼特點呢？史書幾乎沒有記載，唯據尹維善《江南通誌》記載：“沈初，宇子深，無錫人，熙寧癸醜進士，元佑中尚詞賦，朝廷以初賦頒為天下格：傳至西夏，夏人織以為文綿。”以上這些絲織品雖有可能來自宋朝，但不少當是西夏自己的產品。
西夏文殘碑：已發掘各陵和陪葬墓均有出土。總計發現西夏文碑殘塊2000餘塊，漢文殘碑1500餘塊。它們雖然支離破碎，但都是少見的西夏原始資料，對於研究當時的曆史、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文字以及典章製度等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有的殘碑可糾正漢文史書中的誤筆。如“梁乞逋”，漢籍誤為“梁乙逋”。再如西夏“天安禮定”本為2年，而漢籍誤為1年等。通過對殘碑的綴合，有利碑石的複原。同時，碑文中還出現了一些過去未見的新字，為研究西夏文字增添了新資料。其中最具價值者首推以殘碑確定了7號陵墓主的歸屬。
營建西夏陵園，不僅有黨項族人民，而且還有大量漢族匠人，他們的名姓雖然未載入史冊，但在陵園的一些遺物如包磚、石像座的不明顯部位，往往留下西夏文和漢文刻寫的工匠名字或記號。如6號陵碑亭石像座背麵有“砌壘匠高世昌”的題刻。這些題刻或記號表明，正是西夏的黨項族、漢族及其他各族人一起，共同創造了西夏高度發達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