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國有資本需要主導國民經濟體係中各個行業的開拓性投入，引領各個產業的科技創新，前瞻性地開拓國內外市場，把握產業上遊重要原材料的控製權和產業下遊主要商品的定價權。國有企業的主要職能並不是向國家財政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核心職能與經濟定位應該是，開展前瞻性投資布局，引領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跨國資本展開競爭，控製國內外主要原材料來源，掌握國內外主要商品定價權，維護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確保中國經濟金融安全與政治穩定，推動再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國家資本是主幹，民營資本是枝葉，海外資本隻能當做肥料養分，如果有害立即剔除。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絕不可能讓外資主導本國的主要產業。
（6）堅持正確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國有企業是國有資本的載體，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思路決定著國有資本的命運。國企改革的方向不是縮小規模，減少數量和退出競爭性領域。由於民營資本還不是海外資本的競爭對手，因此，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領域將意味著讓海外跨國資本搶占和統治中國經濟的競爭性領域。無論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目前隻有國有資本具備與海外資本展開競爭與抗衡的實力。發展“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並發揮其組織市場經濟的作用。
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把市場經濟的競爭原則引進到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之中。首先，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其次，所有權歸於國家並以行政授權的方式授權給國資委，經營權應該以競爭、投標、信托的方式，授權委托給專業化的產業管理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
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管理體製必須引進市場競爭機製。國有企業經營班子應該產生於競爭性的市場，而不是產生於組織部和國資委的會場。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管理體製要從行政性授權改變為競爭性、市場化和信托化的授權。隻有把市場經濟的競爭基因植入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授權改革，才能使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擁有更強的競爭活力。
“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不僅意味著體現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需要組織和主導市場經濟，防止中國經濟無序化和殖民化，而且意味著市場經濟的競爭精神和法製精神必須反過來滲透到社會主義內部，體現在國有資本的管理和國有企業的授權之中。
（7）中央政府必須牢牢掌控“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當中國完成了計劃經濟製度向市場經濟製度轉變之後，中國經濟頂層權力的內涵也由計劃經濟時期的產品生產計劃權、產品調配權和產品定價權轉變為市場經濟時期的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彙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基礎貨幣發行權、彙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之間形成複雜的互動三角關係，構成市場經濟的頂層權力體係。國家之間產業競爭、貨幣戰爭乃至軍事鬥爭都是圍繞著“經濟頂層權力”的較量和爭奪而展開。在美元熱錢主導著中國的基礎貨幣發行，美國政府主導著人民幣彙率的運動方向，華爾街金融集團主導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國內資本市場走勢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停止一切“國際金融大躍進”的冒險。“國際金融大躍進”是指在中國尚未完成真正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前提下，為了迎合國際金融與政治集團的戰略利益，為了政府部門的政績，以中國央行和外管局為首的金融管理部門所開展的金融豪賭。“國際金融大躍進”的內容包括不合時宜地企圖設立A股國際板，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等。結合經濟現實可以發現，在美國政府和國內專家推動之下出台的人民幣彙率改革，僅此一項就導致熱錢失控，宏觀調控失效，本幣外升而內貶，這幾乎摧毀了整個外向型產業部門。如果進一步推出資本項目自由化等自毀金融長城的“國際金融大躍進”舉措，中國經濟必將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以全球化、國際化和改革開放名義推動的“國際金融大躍進”，其本質是推動中國金融企業與跨國金融巨頭聯盟之間、中國央行與美聯儲為首的西方央行聯盟之間、中國政府與美國為首的政治經濟軍事盟國之間展開全麵較量和競爭。這是一場力量懸殊、地位不對等的決鬥。誰在慫恿這場決鬥？他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究竟是為了超越美國還是為了毀滅中國？中國必須對國內外一切鼓噪中國參與這場不對等決鬥的輿論造勢和政策建議保持警惕。
中國應該停止一切“國際金融大躍進”的舉措，提高國際熱錢進出中國的門檻，一方麵嚴控熱錢進入中國，另一方麵嚴防熱錢帶著利潤財富逃走，並通過經濟金融政策的組合拳，逐步奪回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應該服務於中國的再工業化目標和現代化目標，應該服務於“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的建設，而不是服務於美國政府、美聯儲和華爾街。在美國及其盟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市場上，水深莫測，巨鯊橫行，中國應該向俄羅斯學習，謹慎些，再謹慎些。這才是大國成熟的表現。
（8）中國央行必須承擔起穩定資產價格和穩定彙率的職責，這也是各國央行的核心職責。因此，中國央行也必須抓緊行動起來，推出“定向寬鬆政策”。通過合適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向農業、流通業、生態環保業、新型製造業、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和國防科工企業實行“定向寬鬆貨幣政策”。既然美聯儲可以直接購買債券，壓低利率，支持金融投機資本，那麼中國央行也可以直接購買股票，參與定向增發，推高股票指數，支持產業資本和產業轉型。參與全球貨幣與財富博弈，隻要目標明確，即可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在中國央行推出“定向寬鬆貨幣政策”的前提下，證監會應該給予積極的監管配合和製度創新，應該對農業、流通業、生態環保、新型製造業、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和國防科工企業的發行上市、再融資、重組並購實行市場化的備案製，把這類企業的“資本自主權”歸還給市場和企業。
實行市場化的備案製，降低股票融資和上市的門檻，提高資本市場的融資上市和並購重組的效率，並與央行的“定向寬鬆政策”相配合，才能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才能推動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
（9）在推出“定向寬鬆貨幣政策”的同時，向基金和個人投資者開征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是分配領域的重要稅種，是調節社會財富、防止兩極分化的重要手段。中國應該逐步降低生產領域的稅賦比重，同時提高分配領域的稅賦比重。開征資本利得稅符合中國稅賦結構的變化趨勢。在海外熱錢不斷進入資本市場的情況下，開征資本利得稅有利於均衡稅賦，避免財富流失。股市的低點或發動行情的起點也是推出資本利得稅的最佳時點。
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需要人民銀行與證監會的配合，需要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配合，其中，央行政策更具有主導性作用，也承擔著主要的責任。在現階段央行推出“定向寬鬆政策”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增加定向貨幣投放，促進產業升級和轉型，增加企業資本金和信貸能力，推動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又可以有效抑製人民幣過渡升值的趨勢，避免出口企業進一步陷入困境，維護人民幣彙率穩定；同時，由“定向寬鬆政策”所增發的貨幣擁有對應的股權資產價值，不會稀釋全社會貨幣購買力，不僅不會產生通脹壓力，相反，還會通過增加社會生產能力和產品供給而抑製通脹。總之，決定貨幣效應的因素並非貨幣的數量，而是投放的結構。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把中國經濟帶入了深水區，這裏已經無法摸到過河的石頭。為了保護經濟成果、克服經濟困難、擺脫內外困境、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夢，需要重新提出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追求，需要明確真正實現工業化的衡量標準。為此，需要在總結過去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內涵和選擇，把建設“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作為實現中國經濟之夢、強國之夢的製度保障。在明確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和中國生產關係的製度特征之後，重新梳理和調整中國的內外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製，使之具有層次性、係統性和預見性。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必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的特征與優勢，並服務於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樣才能使經濟政策體係具有明確的目標指向和製度靈魂，避免經濟政策被個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和海外利益所誤導和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