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關於“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製度的升級，即由“無序競爭的市場經濟”發展到“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中國發展“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究竟應該由誰來充當市場經濟的組織者？
究竟由本土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還是由海外資本來充當中國經濟的組織者？這決定著中國經濟是獨立自主性質的經濟體，還是對外依附的殖民地性質的經濟體。如果中國“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是由海外資本和跨國壟斷企業充當組織者的角色，由美國政府、美國國會和跨國金融組織掌控著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即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彙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那麼中國必然淪落為對外附庸型的殖民地性質的經濟體，中國一切現代化的努力必然成為泡影。由海外資本和海外政治勢力主導和組織起來的“有組織的市場經濟體係”隻能使中國淪為拉美化和殖民化的國家。這種“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無法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事業。可見，中國“有組織的市場經濟”隻能選擇本國資本來充當市場經濟的組織者。
中國的本國資本根據其權屬關係可以區分為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究竟由國有資本還是由民營資本充當中國“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的主導者和組織者？這是區分這一“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屬於社會主義性質還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分水嶺。
在現階段，中國的民營資本的數量規模、技術水平、管理能力都遠遠遜色於國有資本；民營資本的競爭力也遠遠落後於海外資本。從民營企業家連同其資產的移民潮中可以看出，中國當代民營企業家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忠誠度和愛國主義精神遠不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企業家。如果中國民營資本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還不足以主導中國經濟，那麼中國就不具備發展由民營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的客觀條件，而隻能選擇由國有資本主導和組織中國經濟的製度模式。這種由中國國有資本主導的“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必然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製度，因此，應該稱之為“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
在民營資本實力還不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情況下，麵對對外開放所迎來的全球跨國資本的競爭壓力，隻有國有資本具備與國際跨國壟斷資本抗衡與競爭的實力。國有資本忠誠於國家。為了實現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堅持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中國必須選擇由國有資本主導的“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模式”。這就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
在民營資本無法主導中國經濟的情況下，如果壓製國有資本的發展壯大，那麼中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必然讓位給海外跨國資本，必然使中國經濟喪失獨立自主性。因此，在現階段對一切旨在打擊國有資本壯大，限製國有企業發展的輿論和政策都應該保持警惕並予以糾正。
總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必須由初級的、非組織化和非法製化的市場經濟體製，升級為高度組織化和法製化的市場經濟體製，升級為以追求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由國有資本主導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避免中國經濟結構拉美化和經濟性質殖民化。
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內涵並不是簡單地保持經濟總量的數量增長，而是要完成“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生產結構調整、分配結構調整和消費結構調整；是要完成市場經濟製度由“初級的、無序的、非法製化的市場經濟製度”升級為國有資本主導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製度”。中國必須走，也隻能走“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
（三）中國經濟政策的精氣神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具有三大缺陷。一是缺乏層次性，宏觀政策、行業政策和微觀政策之間缺乏分層與銜接；二是缺乏係統性，政策出自部門，往往以部門利益為導向，政出多門，彼此衝突，沒有係統性和全局觀；三是缺乏長遠性和預見性，朝令夕改，宏觀調控調個不停，各個經濟體難以形成合理預期而隻好選擇投機。究其原因，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政策沒有體現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沒有體現共和國的宏偉目標，沒有體現國家經濟製度的本質。
這裏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是，中華民族的理想是什麼？現實生活中人們血液中流淌的信念是什麼？政府部門確立的經濟發展目標合適嗎？GDP總量、人均收入和小康目標能否代替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中國真實的經濟製度是什麼性質，是社會主義性質還是資本主義性質？中國經濟是獨立自主經濟體還是買辦權貴主導的經濟金融殖民地？如果上述問題沒有正確和明確的答案，或者回答問題口是心非，心存狐疑，那麼中國的經濟政策怎麼可能做到具有層次性、係統性、長期性和預見性？
隻有明確中國的國家目標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隻有明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經濟製度保障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政策才能找到聚焦的方向，才能體現出“市場經濟”“有組織”和“社會主義（國有資本主導）”這三重製度性內涵的精氣神。為此，需要在政策層麵上做好以下工作。
（1）明確經濟發展的目標定位。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仍然是實現“四個現代化”，仍然是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當前需要根據新型工業化的八個標準，製定中國“再工業化”的目標和政策，並以此糾正城鎮化、城市化、開發區化、房地產化和世界工廠化等各種追求低質量GDP增長的做法。
（2）整頓和重建市場經濟秩序。建設中國國內統一市場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工作，這需要拿出類似於秦始皇“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的決心。為此，需要取締各地各種稅收優惠、土地優惠、排汙優惠以及違規免罰優惠，同時，執行統一的處罰標準。各種政策性優惠是對其他地區和其他企業的歧視，也是對正常經濟決策的幹擾。各級政府在經濟領域的首要工作不應該是招商引資和追求GDP增長，而是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和社會製度的權威。
（3）對地方司法機關（法院）和地方環保部門實行中央垂直管理。目前地方黨委政府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身，無異於封建諸侯。諸侯割據，國無寧日。中國司法的黑暗和環保的無能，製造了大量的經濟問題、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地影響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執政黨地位。但是，這些問題不是出自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製度，而是出在中央沒有對地方司法和地方環保實行垂直管理。司法和環保必須獨立於地方的權力和利益。沒有司法係統和環保係統的垂直管理，就沒有法製和秩序可言，就不可能建立有序的、法製化的市場經濟製度。這比大部製改革更緊迫，也更重要。這一點應該向德國學習。
（4）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組織化和有序化。在農業領域，應該通過農業財政補貼的引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讓農民協會、農業合作社和各類互助組織代替農民個體戶。同時，國家資本應該投入建設覆蓋中國廣大農村的種子農資供應網、糧油和主要農產品采購網、科技與培訓服務網、農業保險與低息貸款服務網，等等；利用現代連鎖經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把中國農業重新引領到組織化的道路上，以便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避免海外資本對中國農業的滲透和掌控，並提高農民與國內外產業資本的議價能力。
在工業和商業領域，應該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和整合企業的作用。“現代市場經濟”不是“商品市場主導的市場經濟”，而是“資本市場主導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意味著國家資本和政府金融政策可以主導和調控國內資本市場，進而提高國內資本市場的法製化、組織化、有序化的程度，最終形成比國外資本市場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使國內資本市場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的“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中國的產業升級不可以依賴海外資本市場，更不能讓海外資本市場主導和調節國內產業的發展。
國內資本市場改革的方向不是向外資開放，不是讓外資主導國內的資本市場；而是讓國內企業鬆綁，讓國內投資者鬆綁，是把國內企業的“資本自主權”和國內投資者的“投資自主權”從中國證監會官員手中交還給企業和投資者。把證券發行、上市、企業並購重組的責任和權力下放給保薦機構、審計機構和律師事務所。證監會和交易所僅僅承當資本市場遊戲規則的製定者和維護者。證監會和交易所必須有效地避免上市公司資源流失海外。上市資源的流失等同於國家稅賦資源的流失，等同於國內資本市場調控能力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