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偉大的理論就沒有偉大的實踐。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和探索，中國的經濟理論已經到了需要反思、創新、突破的時刻。過去30年中國經濟製度的特征是什麼？未來3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應該選擇怎樣的經濟製度？這是中國新時期經濟理論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
經濟製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追求和政策體係構成有機互動的整體。目前中國諸多經濟問題和經濟亂象主要起因於經濟發展目標定位的失誤。經濟建設目標定位的失誤，又導致經濟製度選擇的失誤，目標定位和經濟選擇的失誤，最終表現為政策體係的混亂、矛盾和失誤，經濟政策體係缺乏層次性、係統性、長遠性和預見性。目前中國經濟已經步入舉步維艱的困境之中。這是目標、製度與政策三個層麵的問題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全麵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也需要從中國經濟的目標、製度與政策三個層麵尋求正確的方向和對策，需要經濟理論總結和經濟製度創新。
（一）經濟發展目標的定位
建國以來的前30年，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以質量指標為目標，如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標；改革開放後30年，主要以數量指標為目標，如主要以GDP增長、人均收入、引進外資、外彙儲備等作為目標。以追求數量增長為目標的製度選擇和政策導向，造成經濟結構畸形、增長質量下降。中央提出“調結構”的發展思路實質上是表明，後30年經濟發展的結構出問題了。“結構決定性質（而不是數量決定性質）”，這是一個基本的哲學命題。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意味著經濟性質出了問題。
但是，近年來“調結構”的思路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這是因為“調結構”意味著生產結構、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調整，這需要目標導向、製度選擇和政策配套的全麵調整。否則，經濟結構必然繼續惡化，最後以經濟社會危機全麵爆發的方式來完成強製調整和平衡，這將是中國發展的悲劇，也是全國人民不希望看到的。
為此，中國經濟發展必須由追求GDP等數量指標的增長轉變為追求經濟質量指標的發展，把“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重新確定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社會經濟發展目標不容試錯和多變。
中國百年強國夢的基本內涵是追求工業化，並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實現國防現代化，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麵。但是在中國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們在思想認識上並沒有完全理解世界各國工業化的本質內容，因此，工業化追求成為“畫虎成貓”的“偽工業化”，變成“招商引資化”“世界工廠化”“經濟特區化”“開發區化”“房地產化”“城市化”和“城鎮化”的追求。
通過分析英、法、美、俄、日等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可以將新型工業化或工業現代化的內涵及其衡量標準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每一個產業的龍頭企業由本國資本控製，本國資本控製著產業鏈的主要環節，並擁有產業發展的主導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不受外資控製。
第二，本國裝備工業部門可以提供各行各業開展工業化生產所需要的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這些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不受外國政府和企業的控製。
第三，本國所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機構並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創新能力。
第四，本國產業部門的主要企業擁有國際和國內各類原材料采購的定價權和產品銷售的定價權，它們牢牢控製著國際和國內的各層次流通渠道，各種流通渠道和商品定價權沒有被海外資本所控製。
第五，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創造的財富以利潤、工資、利息和稅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國資本、勞動者、金融機構和政府擁有，而不是由海外資本和海外組織所擁有。
第六，本國資本控製的工業企業具有良好的國防裝備生產能力，民用工業與國防工業之間擁有較強的轉換能力，國防工業實力強大。
第七，金融監管部門、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可以為國家實行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金融服務效率高，金融監管水平高。
第八，本國政府牢牢掌控著國家經濟的“頂層權力”，本國的基礎貨幣發行權、彙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不受外國政府和金融集團的操控。
對照上述每一條標準，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水平與真正的工業化國家之間都存在著很大的距離，甚至還在不斷拉大著某些距離。
因此，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思路，首先需要明確目標和方向，需要明確工業化國家的標準和內涵，拋棄一切“偽工業化”的花拳繡腿，追求中國真正的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滿足上述標準的工業化或再工業化，必然同時意味著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必然帶來國防現代化，同時為農業的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經濟製度的選擇和政策體係的設計必須服務於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二）中國經濟製度的選擇與升級
國家的經濟體製是基於經濟目標與製度現實的綜合和選擇。不同曆史時期的經濟社會現實、不同的經濟目標追求，必然產生不同的經濟製度選擇。在新的曆史時期，中國需要提出新的經濟理論和新的製度模式，以解決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
中國新時期的經濟製度模式應該定義為“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其中，“市場經濟”“組織化”和“社會主義”構成這一經濟製度模式的三大要素。
1.關於“市場經濟”
中國新時期的經濟製度必須屬於市場經濟的範疇，不能倒退到計劃經濟領域。這是基於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現狀的選擇。在新的曆史時期，市場經濟的契約精神、競爭特征、法製原則不僅要全麵體現於經濟的組織化過程，而且要深刻地滲透到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群體的管理模式與授權模式之中。
2.關於“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區分為“初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和非法製化的市場經濟”和“高級的、有序的、高度組織化和法製化的市場經濟”。前者簡稱為“未組織的市場經濟”，後者簡稱為“有組織的市場經濟”。
可以說，中國過去30年推行的市場經濟模式屬於“低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和非法製化的市場經濟”。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的1.0版。中國發展1.0版的市場經濟，首先，通過推行家庭承包製敲碎了中國農村的基層經濟組織——人民公社，而不是把人民公社普遍改造為類似於華西村一樣的農民從事商品生產與經營的合作組織——農民合作社和生產企業；其次，通過開辟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以不平等競爭的非市場經濟手段和做法，衝擊仍然處於計劃經濟體製下尚未轉型的國有企業體係。中國經濟由高度組織化的計劃經濟時代進入了無序的、法如虛設的、不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低級階段。這個過程也是中國工業經濟領域“去組織化”的過程。
中國農村和城市的改革過程是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母體艱難誕生的過程。改革開放的30年包括兩方麵的內容，改革的30年是培育“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國內各類經濟主體”的30年，開放的30年是引進“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跨國壟斷資本經濟體”的30年。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中國並沒有學習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在工業化初期所普遍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是大開大放，引進了跨國壟斷資本。這些以現代金融和國際資本市場為背景的跨國壟斷企業與國內處於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內資企業形成了類似於“洋槍隊”與“義和團”之間的非對稱的經濟競爭。海外跨國資本迅速控製了國內產業鏈的核心環節，並占領了國內各個領域的主要市場，獲取了產業利潤的主要份額。發展市場經濟的改革沒有錯，等待國內經濟發展成熟之後再引進跨國資本，再對外開放也沒有錯，但是在國有經濟沒有成功轉型和國內民營資本沒有走向成熟的情況下，采取“改革 開放”的政策組合和“以開放促改革”的急躁策略就產生一係列經濟問題和社會後遺症。
改革開放30年之後，中國形成了國家資本、海外資本和民營資本並存的經濟結構。這構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的1.0版。這是初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的、非法製化市場經濟製度。當前，中國不僅麵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而且麵臨著經濟製度的升級。中國經濟製度亟需再次飛躍和變革，即由“市場經濟1.0版”升級為“市場經濟2.0版”；由“初級的、無序的、非組織化和非法製化的市場經濟”升級為“高級的、有序的、高度組織化和法製化的市場經濟”，並通過建設高度組織化和法製化的市場經濟體製來實現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