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國家所看不到的怪現象，一方麵是大量儲蓄沒有投資出路，另一方麵是大量企業在證監會發行部排隊數年要求融資；一方麵是垃圾美元泛濫導致外彙儲備增長過快並稀釋或掠奪著人民幣儲蓄者的實際購買力，另一方麵是各地政府不惜代價地推行招引外資政策的行動；一方麵是社會就業壓力巨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另一方麵是資本市場投融資朝著大企業傾斜甚至要向海外跨國公司傾斜，從而嚴重擠占了中小企業的融資資源和融資機會，而中小企業卻是安排社會就業的主要力量。對於中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中國證監會的發行監管製度和並購監管製度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製度弊病主要表現為證監會有關部門上收並控製著企業和投資者的資本自主權，企業的公募融資、兼並收購、資金投向不是由企業和投資者自主決定，而是由證監會有關非市場化的規則、潛規則、二級市場走勢的主觀判斷、審核人員的休假情況和“發審委”（或“重組委”）的審核效率所決定的。企業和投資者缺乏基本的資本自主權。資本自主權的行政管製製度形成了資金需求方和資金供給方之間的瓶頸。其後果是一方麵是大量資金缺乏出路，形成資金供給的堰塞湖，從而推高了二級市場的市盈率和IPO的市盈率；另一方麵是大量的企業尤其是大量中小企業花費大量的時間和成本在證監會排隊等候融資和上市。北京金融街的證監會大樓成為中國資金運動和資源配置的最大關卡，於是，權力之外的權力產生了，同時產生的還有IPO的超額溢價。麵對中國大量的儲蓄、大量的外彙儲備和超乎想象的“IPO超額溢價”，國外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早已垂涎三尺。設立A股國際板的消息立即贏得外國政府和海外財團的掌聲和笑聲，因為除了美國國債和機構債之外，國際板又為他們增加了高溢價IPO、快速占據中國市場、大量搬運中國儲蓄和外彙儲備的路徑。
我們不是盲目地反對開設國際板，而是反對在國際金融領域采取無知無畏的冒進做法。迄今為止，沒有人研究過什麼條件下開設國際板可以保本？什麼條件下開設國際板可以獲益？為什麼美國以及作為美國貨幣政策附庸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香港）開設國際板能夠成功而日本開設國際板卻最終失敗？從輿論宣傳上看，中國開設國際板似乎完全拋開這些基本問題，而不計代價、不計後果地向國際政治舞台的長期對手們輸送儲蓄和外彙，以博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虛名。
隻要存在製度性的套利機會，並且這個機會可以被國際資本所利用，那麼設立國際板就相當於在國內設立了一個國際資本的提款機。中國證券市場高收益率和“IPO超額溢價”是證監會針對國內企業和國內投資者（或儲蓄者）實施資本管製、剝奪其資本自主權所造成的，由此形成了“高儲蓄背景下的製度性套利機會”。隻要A股國際板的IPO和再融資市盈率高於國際市場，那麼跨境上市的企業就可以高價發行A股吸納人民幣資金並兌換成外彙，同時在境外市場以美元低價回購其發行在外的流通股，這是一項利益巨大卻毫無風險的金融套利。即使這類企業沒有在海外回購股票，那麼高溢價發行A股比低溢價在海外發行籌資之間還是存在巨大的利益差別。海外跨國集團不是看中了上海證券市場的國際板，更不是看中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國際化”，而是看中了“高儲蓄背景下的製度性套利機會”，看中了中國的儲蓄和外彙儲備。跨境上市的企業從來就是一部貪婪的套利機器。這些套利機器會快速吸走國內企業和居民的儲蓄，並導致A股持續下跌甚至暴跌，直到A股市盈率等同於海外資本市場甚至低於海外市場的市盈率。這就是國內主流經濟學家通常樂於稱道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這種套利機會取決於製度性缺陷和高儲蓄率。當儲蓄被抽幹，相應的存在缺陷的製度將隨之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