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平凡的讀書人
前些時，可能是在宣傳部門的主導下，在湖南很炒作過一陣子“湖南精神”，很強調“湖南讀書人的傳統”。對這種宣傳我不感興趣。因為我認為，讀書人——知識分子不能分為湖南的、湖北的、廣東的……他們都是公共的。我隻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個普通的、做編輯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如果按職業來界定，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最大的一部分是教育工作者；另外一部分是創作研究者，包括寫作者和科研工作者；還有一部分是信息傳播者，包括記者和編輯。劃分不一定很準確，但大體上是這樣。
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在漢語中是怎麼出現的，我不很清楚。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一九三九年發過一個重要文件——《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文件裏講的“知識分子”，和Intellectual是很不相同的，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有時寧願自稱讀書人，雖然我讀的書不多，外文書讀不了。
我所說的這三部分人，要求具備的素質各不相同。唐朝寫《史通》的劉知幾講過，論人材看“才、學、識”。
我認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學”，教書的人總要比被教的人多一點學問；看他合不合格，先看他有沒有學問。搞創作研究的首先要有“才”，學問當然要有，但更要有天分，要有才；如果他沒有一點天分，搞創作研究那是不能搞的。做記者采訪，搞傳播，當主播、主編、主筆呢，對於他們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識”，要有見識。
當然，“才、學、識”三者不是孤立的。要有見識，還是先應該有學問，孤陋寡聞是不可能有見識的。周作人講過，搞鑒賞沒有訣竅，就是要多看，看多了，即使自己不能畫出一幅畫來，但他就能看出好畫，能識貨。搞編輯這行，看書看文章，看人，看事，都應該能看得出好壞，才能不錯判，不上當。這就需要有一點見識。如果不具備這一點，你就很難做好。
我這個人的“學”很不足，畢竟隻有自己看書看來的一些知識，七零八碎。“才”也不怎麼樣，中人之資，頂多在及格線上。隻能夠說，文字功夫還是有一點點，邊做邊學也算積累了一點經驗，對於中西交通，對於周作人，對於民俗文化這些方麵有一點興趣，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研究和學問，寫點散文也看不出有多少才情。不過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我多少有一點自己的見識，這是唯一差堪自信的。
我做編輯的時間，其實並不很長，十八歲到《湖南日報》（當時叫《新湖南報》），先搞采訪，後當編輯，當到反右時不過四五年。那時在報社裏當編輯，比現在的自由還少，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不多，空間小。真正來編書，還是在一九七九年落實政策以後，不回報社，到出版社，才認真做了幾年，但一九八九年我又離開了崗位，總共隻有十年時間。當然，一九八九年以後我還編過一些書，但已經不是坐在出版社裏“做工作”，而是自己想編啥就編啥，用現在的話叫“自由編輯”了。
報紙上說我小時候家庭條件不錯，是世家子弟。其實根本談不上，隻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家，當然也不是勞動人民出身。過去，祖上要做大官，後代要有封蔭，有穩定的產業和地位，生下來至少也是個“承仕郎”什麼的，才能算世家。我的先人沒這個資格，隻是普通的讀書人家。
一九四九年八月報社和新華社辦了一個新聞幹部訓練班，我考了這個班，還沒等到發錄取通知，就和另外幾個人到報社工作了。
我本來是要進大學讀書的，想去學考古或者植物學。我父親是教數學的，我哥哥學農的，我看過些自然知識方麵的書，對植物學感興趣，也看過一些介紹考古文化的書，對挖掘人類古文明的事更有興趣。我考新聞幹部訓練班純粹出於偶然，那時我才十八歲，正是青春期，有一個女孩子，我對她有好感，她要考新幹班，我便跟著她去考。
我本來想讀書，家裏也有這個條件。父親五十多歲才生我，一九四九年他已經七十多歲，早退休了。國民黨省政府給了他一個“文獻委員會委員”的名義，有一份收入。共產黨來後，仍舊給了他一個“文史研究館員”的名義，還是有一份收入。這種名義不會有很多錢拿，但畢竟還有點錢，而且是閑差，不必上班做事，也不必去開會學習，這就很不錯了。而且他還是堂堂正正的“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員”，高知待遇，不屬於“地富反壞”，所以我要讀書還是可以讀，何況那時進大學讀書不要錢，都是公費。但是，報考新幹班就算是參加了革命，安排了工作。他如果不需要你了，可以叫你走，往遠處一調，不走也得走；他如果需要你，那就是“革命需要”，“個人必須服從組織”。不讓去讀書，去讀書就是脫離組織，脫離革命。其實那時候，考北大、清華都行，因為北京的大學都空了，清華、北大的絕大多數學生都不要文憑南下了。隻有少數人還想讀書，但原來的課都停了，朱光潛、馮友蘭他們都不講課了，隻講社會發展史，講猴子變人了。這樣子，再加上開頭幾年在李銳、朱九思手下做事還痛快，又和朱純戀愛了，結婚了，也就沒有去上學讀書了，自己讀吧。
打成右派“不冤枉”
我在報社，負責同地方記者、通訊幹事聯係。通訊幹事就是新聞幹事，每縣設一個，地市則設立記者站。我把通訊幹事和地方記者發回的稿子整理見報。朱純就是衡陽記者站的記者。一九五七年，我和朱純都被打成“右派”了，當時的《湖南日報》有五十多個右派，《人民日報》才十幾個。“反右辦”的人對我說：“如果報社隻劃一個右派，那就是你鍾叔河。右派劃多劃少並沒有指標，有多少劃多少，不會冤枉。即使有冤枉，你這一個總是不冤枉的。隻要有一個，那就是鍾叔河，那就是你。”
為什麼他這麼說呢？
因為我的“言論多”，“有綱領”呀。為了批判我這個右派分子，報社給我一個人編了一本書，一百五十多頁，全是“同誌們”檢舉揭發我的“右派言論”。比如“民主總是越多越好，專政總是越少越好”，“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學不到什麼東西”……檢舉揭發的有幾百條，“反右辦”拿來和我“見麵”，叫我把自己承認的寫下來。有些話我確實是講過的，認為也沒什麼不對，便寫下了四十八條。加上不得不奉命作出的“自我分析批判”，便成了這樣的一本，作為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他們說我“錯就錯在要思想”，這一點我承認。“右派”的處理分幾種。“情節嚴重態度惡劣者送勞動教養”，這是第一種，其中“態度特別惡劣或情節特別嚴重者，並開除其公職”。我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幸虧我既無“家庭成分問題”，亦無“政治曆史問題”，夠不上“反革命”；又沒有犯過“生活作風錯誤”和“經濟錯誤”，不能叫做“壞分子”。於是由父親出麵，“申請回家自謀生活”，免於去勞動教養，朱純也沒有去。
說是說申請回家“自謀生活”，自己卻並沒有謀生的本領，的確苦過一陣子。父親家裏的生活本來還不很苦。我們夫妻兩個原來的工資都不低，比我父親的文史館員還高一點，卻從不儲蓄。開頭各帶一個小孩回各自父母家“啃老”，但“三年自然災害”跟著“反右派鬥爭的偉大勝利”接踵而來，縱然父母並不怨尤，自己也無法安心“啃”下去。於是一兩個月後就從父母家搬出來，自己租個房子，我拖板車，朱純糊紙盒子，來養活自己。剛拖板車時，真是拖得一身痛，主要是躺在床上沒睡著時和睡覺醒來時痛得很。再痛還得拖，好在年輕沒生病，痛了幾天，睡了幾天，就不痛了。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朋友往來，真正看書看得多就是那一段，還有就是後來關在牢裏的時候。年輕時我有個長處，看書看得很快，而且看了就記得。
我父親家裏有些書，他還有省圖書館發給“高知”的特種借書證，我用他的證去圖書館可以借書看，連刻本《金瓶梅》都借出來了。說來你不信，拖板車拖得骨頭都散架子了，還看《金瓶梅》。我對朱純說：“飯還是要吃的，書還是要看的，要我們死我們是不得死的。”拖板車拖了幾個月，慢慢在社會上找出了點門路，便到大專學校去刻寫講義。刻蠟紙，八毛錢一張，多時一個月刻五六十塊錢，比拖板車強多了。後來又學會了機械製圖，學會了做模型（翻砂木模和教學模型），錢容易掙些，書就更看得多些。我主要是繪圖，出於興趣也做木工，如今還留下兩個歐式的木工刨子，就是我自己做的。歐洲的木匠是世界上最好的，他們的手工刨，結構、做工和用材，都比中國的好。
出周作人的書
抗戰八年在平江老家，老家沒新書看，全是線裝書。哥哥和姐姐的初中教科書，國文、曆史、地理、動物、植物，成了我最喜歡的讀物。大姐比我大八歲，哥哥比我大七歲，他們的課本裏麵有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葉紹鈞等人的文章，我對周作人的文章最感興趣。他的文章不做作，經得看，開始看難懂些，但是越看越有意思。不像“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那樣琅琅上口，但讀過幾遍就乏味了。有一篇《金魚、鸚鵡、叭兒狗》，後來才知道是從《看雲集·草木蟲魚·金魚》中摘錄的，真是百讀不厭，每次讀都有新的體會和感覺，至今仍然如此。課本中的“作者介紹”，介紹他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作品，我腦子裏便牢牢記住了這些書名，後來一見到就弄來讀。總之，這個人的文章對我的胃口，我就是喜歡他的文章。
參加工作後不久讀到上海出版的《魯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壽。其中有一節《一幅畫》，說他的小弟弟三歲時死了，母親叫他找人畫一幅像，又沒有照片，不知道什麼樣子，畫師完全是憑想象畫的。這幅畫在母親的房裏掛了“前後足足有四十五年”，在母親八十七歲去世後，周作人寫道：“這畫是我經手去托畫裱好拿來的，現在又回到我的手裏來……現在世上認識他的人原來就隻有我一個人了。”真是至情之文，看後很是感動。
後來又看到一本書，叫做《希臘的神與英雄》，也署名周遐壽譯，也覺得很好，希臘神人的名字多與通用者不同，便寫信去問出版社。那時候出版社對讀者來信不像現在，是很重視的，他們自己沒有回信，把信轉給周作人。周作人回信給出版社，再轉給我，我才知道周遐壽就是周作人。後來我就給他寫信，問他要書，請他寫字，他都一一回應了，從此便和他通信。一九八九年周豐一整理他父親的東西，發現了我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寫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便將其複印一份寄回給了我。
若要問我給周作人寫信的時候，想沒想過他的漢奸問題？我的答複是：沒有想。
周作人和日本合作，做“華北教育總署”的“督辦”，這肯定是不應該的，是他一生的敗筆。但我想這並不影響他的文章的價值。我的態度是“人歸人，文歸文”。即使要完全否定這個人，也仍然可以看他的文章。
漢奸問題，毛澤東都說過，“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這就鐵板釘釘，蓋棺論定了。
漢奸是漢族同異族（金族、滿族……）衝突時出現的名詞，同時出現的當然還有“金奸”、“滿奸”……而金、滿現在都成為兄弟民族了。日本是異國，和占有香港達一百五十年的英國和派人拿錢來幹預中國內部事務的俄國一樣。同異國合作，當然比跟異族合作更不好。
周作人如果不當“督辦”，隻在“偽北大”教教書，問題也許就沒這麼嚴重。北京的“偽北大”，南京的“偽中大”，在那裏讀書的畢竟都還是中國大學生，其中還出過有名的大人物，他們總不能等到抗戰勝利“國府”還都再來進大學。
因為有了這段交往，所以我八十年代在嶽麓書社出版了許多周作人的書。
出周作人的書，不隻是因為我喜歡他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思想和見識有啟蒙的意義。四十年來不印他的書，對新文化的建設是很大的不幸，該設法補救。當時出他的書有風險，有阻力。後來嶽麓書社終於未能將書出齊，半途而廢，即可見阻力之大。
一直有人罵周作人，這並不奇怪。一個已經被打倒、已經戴上了“帽子”的人，罵他既可以顯示自己“正確”，又不至於給自己帶來任何風險。劉少奇倒了後罵劉少奇，“四人幫”倒了後罵“四人幫”，都是同一樣的心態。這是一種習慣，一種文化。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所謂“大節有虧，一切都完”，文章也不好了。它有時候很容易誤導人。而我看一個人，是先看他的人文主義情懷，看他的文化觀是有害於人民還是有利於人民，看他是在做有害於文化的事還是做有利於文化的事；並不是先看人們給他戴上的帽子，貼上的標簽，因為帽子和標簽是可以變換的。
我出他的書，采取了一種態度，就是我自己不去寫周作人，不去評論周作人。要寫我也可以寫一寫，可能無法寫得像別人那樣好，但至少可以寫得比別人早。為什麼我不寫？因為我一寫，就要卷入到爭論中去。我不參加關於周作人的爭論，但我出他的書總是沒有錯的。即使要批判他，也要掌握他的材料吧？你不能瞎批啊，沒看過他的文章怎麼批？
當初出周作人的書時，的確承受了很大壓力。嶽麓書社是一家“古籍出版社”，周作人的書並非古籍，你古籍社為什麼出周作人？這是不務正業。《走向世界叢書》還是文言文的東西，“五四”以後的就不是了。周作人寫的是白話文，而且還是白話文的開山祖，別人看來這是和古籍不相幹的。
出曾國藩的書開頭也有人反對。報紙上有很長的文章說，曾國藩是漢奸劊子手，還要出他的家書，“如此家書有何益”，文章的標題就是這七個字。有人寫材料寄到北京，說鍾叔河鍾愛漢奸，出了曾國藩又出周作人。但我堅持認為：這兩個人是繞不開的。要了解晚清的政治和文化，你就繞不開曾國藩；要了解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就繞不開周作人，他們是客觀的存在。如何評價他們，是研究者的事；我不是研究者，我隻是一個出版者，隻提供資料。如果要我辦出版社，我就要出這樣的書；不要我辦，我立馬就走。